莞尔尊为“前辈”的永田铁山。当时担任陆军省军事作战部部长的他，早就从石原的信中得知了关东军要借中村事件发动军事行动。二人多次通过书信的形式，对关东军在东北可能的军事行动进行了讨论。
但在这次板垣、石原们的政治危机中发挥关键性作用的，不是永田铁山，而是参谋本部情报课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上校。建川美次还未登机，他就在建川的办公室中，向板垣先后发去三封电报，第一封电报的内容是“计划已露，应速断然行动”；第二封电报的内容是“应在建川到达奉天前断然行动”；第三封电报的内容是“不必担心内地（指日本），应断然行动”。桥本在每封电报里都提到的“断然行动”，当然指的就是“柳条沟计划”。
15日，正在沈阳陪同关东军司令检阅部队的板垣征四郎接到了三封电报。少壮军官们有点不知所措。晚上9时半，板垣和石原在奉天特务机关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会上首先宣读了桥本的电报。听说建川特使要来了，大家对建川的路数都不摸底，所以个个都显得有些忧心忡忡。
花谷正首先发言了，他说：“建川奉怎样的命令而来，尚不得知。倘若奉天皇的敕令而来，我等就会变成逆臣，还会有坚决实行的勇气吗？好歹也应与建川会面后再作决定。”
但今田新太郎不同意打退堂鼓：“既定计划已经泄露出去了，务必要在见到建川之前，趁锐气未减时动手。”
双方各执己见，争执不下，惟有板垣征四郎在一旁，脸上带着似笑非笑的表情，不言不语。
突然，石原问三谷清说：“你说怎么办？”
宪兵队长答道：“我主张坚决干。计划既已至此，只要点火，总会有办法的。”
争论还在继续，不知不觉，已是翌日凌晨两点了。
板垣站了起来，他身材矮小，总是衣装整洁，外套袖口露出雪白的衬衫，头剃得精光，腮帮子刮得青白。他习惯性地搓着手，给人一丝不苟、文质彬彬的感觉。他建议用“抽签法”来做个了断。只见他抓起一把筷子，立于桌上，说道：如向右倒的筷子多则立即停止行动；反之，则立即马上行动。
众人屏住了呼吸。
“哗”，筷子倒了，向右边倒的居多。板垣的脸更青了，他宣布计划暂停。众人在默然一阵后，沮丧地离开了会场。
三谷清就是这样沮丧地进入了梦乡。可不久后，他就被石原推醒了。与板垣不同，石原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不会让任何偶然的事件左右自己的决定，一旦他认为自己想明白了，就会不顾一切地去做。
那边关东军的少壮军官们要提前行动了，这边的建川特使也终于于18日中午时分，见到了他这次中国之行要约束的主要对象之一——板垣征四郎。建川与板垣有同学之谊，职务高于板垣，按理说，建川美次若是真的想制止事变发动还是来得及的。但建川并不想这样做。二人一路寒暄，于下午7时一同到达沈阳。
到沈阳后，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花谷正等到车站迎接，送建川到菊文饭馆。据说，建川和板垣在花谷正面前有如下的对话：
建川说：“年轻军官是不是正在为中村大尉事件而兴奋呢？”
“绝对不会有那种事。”板垣答道。
“那我就放心了。今天我很累，有事明天再说吧。”
当晚，日军进攻北大营的枪声响起。而此时的建川特使，不知是否仍在酣睡。
一些西方史学家把九一八事变称为“一夜战争”，其实，任何战争都不可能在一夜间发生。为此，人们应该记住这样三个细节：
1931年4月，日军第2师团调至中国东北换防，这是一支适应严寒地区作战的部队。7月1日，陆军省发表了一项声明，其要点是改中国东北驻军轮换制为永久制。参谋总长和陆军大臣说明，这次变革完全是为用兵作战的需要。
同年春，永田铁山来东北视察，石原在作完关东军装备情况的汇报后，说张学良的东北军有22万人，还有30架从法国买来的飞机，而关东军在沈阳连一门重炮也没有。永田当即决定为关东军解决。不久，两门24厘米大口径的榴弹炮由日本神户运抵沈阳。为了不让人们知道是大炮，日军将炮身与炮架拆开，伪装成别的物件秘密运输。该炮炮身连同炮架重达18吨多，最大射程10350米。瞄准的目标从这两门大炮重新安装时就对好了——一门对准北大营，另一门对准奉天机场。“炮弹一炸裂，兵营就像一下子被吹到漆黑的夜空中一样”——石原日后在回忆九一八事变当晚用重炮轰击北大营时这样写道。
8月3日夜，日本陆军在一个叫“湖月”的日本饭店搞了个聚会，这个地方，也曾是密谋与俄国开战的地方。参加聚会的有参谋次长二宫治重、陆军次官杉山元、作战部长建川美次、情报部长桥本虎之助、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军事课长永田铁山等，还有新任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台湾军司令官真崎甚三郎，板垣征四郎也参加了聚会。聚会者讨论了满蒙问题，对“积极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