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背后的角力

    广州国民政府与南京方面还在不屈不挠地打着嘴仗。

    9月3日，张学良以第三者的中立身份，通电呼吁宁粤双方“深体时艰，共策和平，泯夙见以蠲畛域，开诚心以援机溺”，以为国家建立不世之功。言辞切切，却是为南京方面说话的。9月15日，广州国民政府委员联名回复张学良说：“和平之破坏者，厥为共产党与蒋介石，蒋利用共党，致招今日之天灾人祸，蒋下野，和平自可实现。”直抒胸臆，总之是要蒋下台。

    有趣的是，日本方面也加入了宁粤双方的这场嘴仗。这一天，日本驻华武官产代少将造访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陈仪，对日援粤武器一事力加否认，并代日陆军本部声明，日未供粤一枪一弹。日本当然并不是自己想来趟这趟子浑水，而是被人揪住了小辫子。南京国民政府接到情报，说日本正在与广州方面秘密接触，日本表示愿意提供军事援助，但要求以条约的形式，使这个有可能发展成为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广州国民政府，承认其在满洲的权益。在当时情况下，日本还不会蠢到抛开南京国民政府，把自己的在华利益捆在前途叵测的广州国民政府身上。所以产代少将还是要出来“辟谣”的，尽管双方都心照不宣。

    日本是一个岛国，在它西边是比它大出几十倍的中国，中国曾用自己的文化滋养、影响了日本，但当日本具备了“世界”的视野并决心要寻找自己的国际定位时，中国就成了它必须逾越的“障碍”。当时的中国是羸弱的，但惟有其大，也使得日本头痛——以其有限的人力物力，想囫囵地解决“中国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乎，将中国分而治之的想法就成为日本对付中国的一贯性思维——时至今日，不是还有一些热衷此道的日本人，在设想着将中国一分为几才是最为合适的吗？所以，当中国出现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势力时，日本总是会热情地跑到那儿去表示一把支持，有时看到事情比较有把握了，还会给点实质性的援助之类的。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在侵占了奉天、吉林两省大部，但尚未占领北满的情况下，由军部制定了一个对华政策文件——《关于中国的对策细则》。其中规定了日本对华政策的“主要目标在于迅速树立满蒙政权”，与此同时，日本对于中国本土的根本方策是，“摧毁张学良及国民党现政权，以此使中国陷于一时混乱，使世界视听远离满蒙。如有可能，在中国建立多个政权，从华南到华北，均使日本色彩浓厚起来”。文件的主要内容是针对中国东北的，但其中对于中国本土的对策，与军部在同类文件的“对华谋略”中提出的“打倒中国中央政府、拥立亲日政权”的方针，如出一辙。

    1931年12月23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根据关东军提供的方案，共同商定《处理时局纲要方案》，在主要规定对满蒙政策的同时，再次提出日本对于中国中央政府及中国本土的政策，主要有“支援反张、反蒋势力，特别是北方实力派（例如段祺瑞），以期消灭作为排日祸根的国民党”等。

    日本是这样谋划的，也是这样行动的。实际上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这种行动就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早在中原大战前夕，当阎锡山、冯玉祥策划联合反蒋之时，在张作霖被炸死后升任关东军特务机关长的土肥原贤二，即来到北平大肆活动，以反对国民党、蒋介石为幌子，策动成立以段祺瑞、吴佩孚为首的“北洋派大同盟”，以便日本浑水摸鱼。

    中原大战期间，日本对于此次战争以及以阎锡山为首的北方政权，就颇为关注。在大战近于尾声、国民党扩大会议于9月初改组北方政府之时，1930年9月16日，日本在一份经外务省大臣、次官及亚洲局局长等官员圈阅的《我方对于北方政府的建立之态度》的文件中，分析了北方政府之不同于1927年的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明确表示：

    我方因在平津地区有相当重大的关系，此时对于已成为该地区实权派的北方方面，采取不必要的冷淡态度，实非上策。……不必要因该政府改变，而直接改变我方对北方方面的一贯态度。

    这表明，日本对于阎锡山、冯玉祥等华北地方实力派，将仍然持一贯的支持态度，由此也就奠定了它与该派的特殊关系。后来，西北军既产生了像吉鸿昌这样的坚决抗战派，也有不少高级将领如刘郁芬、雷中田等纷纷投靠了日本人——发生西北军内部的这种分化，与日本人早年就与西北军的密切关系有极大的关联性。

    在中国的北方实力派中，最令日本人念念不忘的是阎锡山。九一八事变后，先是已升任关东军参谋长的板垣征四郎曾表示尽力支持阎在山西的政权，后是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又拉拢阎锡山充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首领。在与南京的离心力作用下，阎锡山一度采取了亲日政策。但他很快发现，在与日本的经济合作中，日本的倾销政策使山西经济受到了严重打击；华北事变后山西已经直接面对察绥方面的日本军事压迫；太原、归绥等地频频出现日特活动。这些都显示了日本支持他统治山西乃至华北的真实意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于是，他不仅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