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军人在叫嚣着战争，而当时日本国内的民众舆论，也十分狂热。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的学生发起了大规模的“爱国运动”。他们组织捐款、义演等活动，酬慰满洲前线的“爱国将士”。日本的社会舆论界也倒向关东军一方，称赞关东军的“爱国行为”，指责日本政府的“软弱”政策。本来日本并不是没有反侵略的声音，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曾有日本学者提出放弃台湾、朝鲜等国外殖民地，专心进行经济建设的“小日本主义”；日本共产党更是坚决支持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可是这些反侵略的声音，到头来全部湮没在一片“忠君爱国”的舆论之下。
1931年底，由于无法解决日军在中国东北发动的战争而引发的一系列政治后果，若内阁倒台，犬养毅新内阁成立。犬养毅是日本著名的政治家，对对华关系十分关注，曾对流亡日本的孙中山等人多方关照，和国民政府的很多上层人物都有很好的私人关系，连一代围棋宗师吴清源的东渡东瀛，也与他的支持有关。犬养毅打算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当时的满洲危机，他秘密派出特使前往南京与中国政府高层会谈。但首相的秘密和谈工作被曝光，激怒了军队内的激进派。1932年3月1日，在关东军的策划下，“满洲国”宣告成立，但犬养内阁却打算不予承认，这更激怒了激进派军人。1932年5月15日，一伙狂热军人居然明火执仗地闯入首相官邸将犬养首相杀害。而在当时日本的社会舆论中，同情凶手的也大有人在，他们认为狂热军人的兵变是出于“高尚的爱国主义献身精神”，“爱国无罪”，发起了一个全国签名运动为凶手们开脱减刑。甚至一些少女写信要嫁给那些杀人凶手。
后来日本人在反思为什么日本会走向对外侵略的军国主义道路时，认为当时的舆论界应负相当的责任。
1928年6月，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上校在没有向上级汇报的情况下，就贸然在皇姑屯制造爆炸事件，致使张作霖一命呜呼。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对关东军少壮军官的胆大妄为十分恼火，下决心要来个杀一儆百。一天，田中向天皇报告说：“这次谋杀张作霖事件，不幸有帝国军人的参与，现正在调查中，一定要对肇事者依法严加惩处。”天皇说：“请严格维持国军的军纪。”但当田中准备对河本进行处分时，军内却出现了强烈的反对意见，声称“家丑不能外扬”，公开处分河本会损害皇军在世界上的形象。在军队的强大压力下，田中首相无法实现他对天皇做出的严惩肇事者的保证，只好向天皇汇报说：“经调查此事与帝国军人无关。”天皇大怒道：“首相的话怎么和上次完全不一样呢？你不用再解释了，我也不想再听了。”田中被天皇斥责，吓得出了一身冷汗。第二天田中再次求见天皇，天皇不见，田中绝望地宣布辞职。田中是日本历史上惟一一位因天皇的不满而辞职的首相。可见，日本军方势力在与内阁的争斗中，已占据了明显的优势。
狂热的民族情绪、狂热的战争叫嚣，军阀集团已经成为事实上左右日本对外政策的最大力量。在这种形势下，重光葵这样的职业外交官所肩负的使命，注定是非常艰难的。
当然，重光葵所奉行的币原外交，也绝不是要对中国实行什么“睦邻友好”。币原自己就讲：“帝国外交方针之根本，在于维护和增进我国之正当权益。”所谓“正当权益”，是指以中日间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依据的权益，其中，也包括那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他还主张，当这些权益受到中国的“侵害”时，则当“诉诸一切正当手段加以维护”，币原所说的“正当手段”，当然也不排斥武力。
但毕竟，对于国民政府而言，日本政府透过其外交管道所表现出的对华政策，有着更多的“亲和性”和回旋余地，国民政府也“合乎逻辑地”一直把日本外交部门，作为处理中日两国关系的主要管道。可是，日本外交部门乃至日本内阁，根本就不知道也管不了日本军方在华的实际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