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指挥官，一个是日军中国问题的“智库”，二人谈得很是投机，不知不觉中东方既白。
经过实地调研，尤其是与石原、板垣之类的参谋们谈话后，本庄对自己以及关东军在中国的使命有了更清晰的认识。9月3日，本庄作成《对驻扎师团长和独立守备队司令官的谈话事项》一文。首先，他认为当时中国国内的排日情绪甚嚣尘上，且中国政府有意纵容、支持甚至是组织民众这么干，所以“窃以为最后解决之时期正在临近”。其次，他判定说在中国军队中，轻侮日本军队的情绪正在蔓延，有人故意鼓吹排日思想，所以“难保不对我采取挑战之行动”，所以“终将引起日中军队正面冲突”，日军应有重大决心抗击之，第一线军队“在任何情况下，亦不应陷于被动，应毅然执行其任务，切莫丧失国军之威信……”。第三，解决满蒙问题，应“捕捉前述之良机，决无争议之余地”，表明采取军事行动的断然决心。第四，认为政府之所以迟迟不能下决心，“在于国内舆论尚未达到此种认识”，但是，要提高国内舆论的认识程度，不能靠等，而是要“向国内介绍满蒙之真相最为必要”。最后，本庄提出了一个在日本国内为战争造势的局面中，军队不出头，而是在背后暗自操纵的策略：
目下，以中村事件为时机在各地所举行之演说会，对普及满蒙问题之认识及一般国防思想，收到相当之效果，此固为我军之谅解下所进行，然而，在表面上应称作与我军全然无关，否则，反而会有减少效果之害……
在这一篇可以称做本庄繁版的“形势与任务”的讲话稿中，充斥着虚构的中国威胁论、战争论和阴谋论，其观点与处心积虑地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日军少壮军官们，已称得上是异曲同工、“谋后而合”了。
本庄司令官的到来给关东军的参谋们以很大的鼓舞。后来那位中村间谍事件的直接参与者片仓衷参谋回忆说：
本庄司令官到任后不久，我跟随高级参谋访问了司令官官邸。当时，板垣参谋询问司令官：“万一满洲发生事变时，您是打算请示中央后处置呢？还是为完成任务而行使您所拥有的权限而独断处置呢？”对此，司令官答道：“满洲的情势是微妙的。因此，本人打算慎重行事；但若是自己权限之内的事情，将承担责任，即便是个人独断，亦将执行。”司令官的回答，使我们的决心受到激励。其后，石原参谋说：“本庄这人，虽然缺乏策略头脑，但在战略方面，是非常杰出的人。”……他正是我们所期待的人。
这里一再出现的所谓“独断”，是指关东军司令官在紧急情况下，无须上级批准，即根据自己的决断作出处置的权力，它与“擅断”不同，是不违背《关东军司令部条例》——这个关东军内部的“宪法”的。
有了少壮参谋们的全力赞划，更有了司令官不惜使用独断权的承诺，关东军发动一场事变的所有障碍都消除了，剩下的，就是等着制造一个借口来行动了。
9月18日上午，本庄作完了他关于此次历时12天检阅军队活动的总结报告后，率石原参谋等从辽阳返回了设在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当天晚上，九一八事变就发生了。关东军的《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对当天发生的事变有如下记载：
这次临时检阅之情况，与此次事变极为相似，各部队恰似部分地实施预先演习；又，因中村事件而呈现极度紧张之状态，也大有玩味之必要。明眼博识之人对此定能看破。
可见，把本庄繁这次对部队的检阅说成是实际下达战争动员令，并不过分。
1921～1923年，本庄繁做过张作霖的军事顾问，张作霖访日期间，本庄担任张的翻译，这个中国通与张家保持着较好的私谊。九一八事变后，他将属于张家的财产，用火车运给了在北平的张学良，还修书一封，派人送抵少帅处。张学良对来人说：这些东西我不要，我和本庄原来虽然是朋友，关系很好，但现在和敌人没有什么两样。我是军人，他把我的家财还给我，等于说我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才作战，这是羞辱我。来人不得已，只好把东西又运了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