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概率事件也算不上，可是，历史还是吊诡地记住了中村事件。不因为别的，而是中村佩带的手表泄露了“天机”。
这是一块很好看的手表，让人联想到“值钱”二字。为此，当中村等人的其他物品都被烧毁时，这块“值钱”的手表却被一个姓李的军人偷偷藏匿了起来。以后，这块手表被李军人典当了，当来的钱成为其一夜风流的嫖资。
当时东北的色情业中，有不少的日本人混迹其中。当然，这些人并不是为生计所迫，而是负有特殊使命的日本特工。于是，李军人“当表求欢”的过程，就被日本特工掌握了。
再来说中村的手表。那不是块普通的手表，其名称叫做“三道梁”，是日本特务机关为其特工佩带的专门手表，足以标明带表人的身份。中村的失踪与出现在当铺中的“三道梁”以及当主的身份，构成了一条逻辑明晰的因果链：中村不但没有“人间蒸发”，反而为日本在中国东北做大文章提供了最好的素材。
7月23日，日本关东军获得中村被杀的消息，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东京的日本陆军中央部。
8月17日，日本陆军省发表了《关于中村大尉一行遇难的声明》，宣称：中村事件“是帝国陆军和全体日本人的奇耻大辱”。日本方面已经一再表示要用断然手段，即用武力来解决满蒙的悬案。日本的报纸也连篇累牍地报道中村事件的所谓真相。8月24日，日本陆军制定了一个关于对洮安、索伦地区——也就是中村前去执行间谍活动的地区实行保障占领的方案，它冗长的全名叫作《当中国方面否认杀害事实或不能达到满意解决时对中村事件之处理方案》，不但主张“要断然实行对洮索地区之保障占领”，还特别讲到，“在实行本方案时，如遇到中国方面之实力反抗，就要导致满洲问题之根本解决。”所谓“根本解决”，即是指战争。
但是日本外务省却对此心存疑虑，他们认为如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用兵，会“恶化世界对日本之印象”。外务省经与军方商议，决定暂时停止实行这一方案，继续以外交交涉为主来通过中村事件争取在东北的利益。
日本外务省的消极态度，当即惹恼了一人，这个人就是狂热的关东军少壮军官石原莞尔中校。
20世纪20年代以来，日本陆军以一批少壮军官为代表形成了一个个小集团，主张对外采取更激烈的军事扩张政策，以求更大限度地实现帝国的利益。他们甚至不惜以刺杀内阁首相和军界要人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文官政府和昏聩的上司的不满和更为激烈的帝国诉求。当他们激烈的行为触犯日本法律时，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反而被冠以“爱国热忱”的光环，成为为帝国利益杀身成仁的烈士。
当得知中村被杀事件后，他们知道又一个天赐良机来了。石原中校就是这样一位有超强敏感性的帝国少壮军人。翻开石原的日记，可以看到他一直在锲而不舍地谋划着如何通过武力实现帝国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当得知中村被杀事件后，他兴奋极了。在一封私人信件中，石原中校这样写道：
我等深信此次之事件，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就是说，领事馆终究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而依靠军部的力量，在最短期间内即可获得成功。
他甚至就一个如何才能令中国军队更加难堪的细节问题做出如下建议：
谢罪问题，也应采取让部分日本军队开进洮南地方受领（中村等人）遗体，而让中国军队向我军谢罪的方式（我认为这种作法比让中国高级官吏谢罪更难以接受）。
显然，其动机是要把事情闹大。
这些话，是石原8月20日在给日本陆军部军事课长永田铁山中将的信中说的。永田并非“外人”，他与冈村宁次、小敏四郎一起都曾留学德国，三人被称为日本陆军军官中的“三杰”。这个集团是激进少壮军官集团的祖师爷，完全可以称得上是石原们的“前辈”。
日军军官的“私房话”，把中村事件对于日本当局的意义，诠释得赤裸而明晰。
8月11日，日本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电令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努力使中国方面坦率承认事实，进行交涉”。
8月17日，林总领事会晤国民政府辽宁省主席臧式毅，交涉中村事件。同日，在沈阳的日本陆军当局发表“中村被害之第一次调查”。
同一天，日本政府以陆军省的名义，在隐瞒中村的真实身份——日本军事间谍的前提下，公布了中村等被杀事件，并宣称“日本在满蒙特殊权益受到了中国的侵害，现处危险之中”。
日本各政治集团也马上行动起来。政友会是日本明治维新后成立的一个准政党组织，日本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如伊藤博文，都曾是它的重要成员。政友会紧急行动起来，选取精干人员组成演说团到日本的六大城市做宣传鼓动。9月1日，“帝国在乡军人会”召开全体会员大会，会长铃木庄六大将意味深长地说：“值此时局严重之际，应普及、提高国防思想，正确引导舆论。”
日本原本是静谧、含蓄的国度，木屐与石板路碰击发出的声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