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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不进行战役反击的情况下，志愿军在战术上则采取了积极活动的方针，积极开展各种作战活动打击敌人，巩固战线和配合谈判斗争。尤其1952年3月中下旬以后，以坑道为骨干的阵地体系初具规模，3月19日和26日，志愿军总部和彭德怀两次下达指示，要求第一线各军：在3月底4月间，每军组织一两次有准备、有计划、有节制的主动攻歼敌人的小战斗，以配合板门店的谈判。“我们目前作战方针，应采取积极手段，巩固现阵地，不放过任何有利战机，歼击运动的、暴露的敌人，相机挤地方。”据此，4月，志愿军即开始依托已经完成的坑道工事，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挤占敌我中间地带和攻取敌军突出的个别连、排阵地的作战活动。这种活动取得了明显效果，仅5月和8月，即挤占阵地20余处，扩展阵地面积30余平方公里。还在第一线普遍开展了冷枪、冷炮狙击歼敌活动。将军事斗争的焦点推向敌方阵地。6月，志愿军的坑道工事，还经受了“联合国军”营以上规模兵力反扑的考验，不但没有丢失阵地，而且依托坑道大量杀伤了敌人，和初步取得了坚守坑道作战的经验。
这样，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能不能守的问题也解决了，“办法是钻洞子。我们挖两层工事，敌人攻上来，我们就进地道。有时敌人占了上面，但下面还是属于我们的。等敌人进入阵地，我们就反攻，给他极大的杀伤。我们就是用这种土办法捡洋炮。敌人对我们很没有办法。”“现在是方针明确，阵地巩固，供给有保证，每个战士都晓得要坚持到底。”“我们在绵延几百公里、高数十丈的山下钻了几千个洞，我们的军队在洞的出口打击敌人。他们不论怎么轰炸，也打不垮我们的洞，即使发生原子战争，也打不垮我们的洞。这些坑道是互相连接起来的，在里面可以屯兵、开会、演习、宿营。”
在第一线阵地基本巩固后，志愿军为更进一步贯彻坚守防御方针，于6月6日至9日召开了各兵团干部参加的会议。此时，彭总因头部长个小瘤子，在中央一再催促下，于4月上旬回国治疗，后留在国内，于7月上旬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仍兼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回国后，由陈赓主持志愿军的工作。这次兵团干部会议，是由陈赓和邓华主持召开的。邓华在这次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会议重点研究解决了如下三个问题。
第一，进一步明确了军事方针，并提出了新的战术要求。会议根据美方代表在谈判中的拖延态度和在战场上的表现，指出：“我们在思想上、组织上必须坚决准备打下去。而我们的指导方针，就是坚持持久作战与贯彻积极防御的两条基本原则。”我军形成了以坑道为骨干的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装备有了加强，运输状况有了改善，部队也有了较丰富的防御作战经验，因此，我军“现在的积极防御，内容上是带坚守性的”，在不举行战役攻势的情况下，“必须在战术上采取积极活动的方针……总使敌人处于一种防我进攻的姿态，迫使敌人处于被动地位。”战争如果长期拖延下去，敌人可能向朝鲜大举增兵，有可能在东西海岸实施登陆进攻，并以正面进攻相配合，对此，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准备，要从敌人可能两侧同时登陆，再加上天上空降、正面进攻及使用细菌、原子弹等最严重的情况来作准备。我们就是要根据这些情况来调整部署和建立完整的防御体系。
第二，决定调整正面战线的部署，加强打击敌人的机动力量。由于第一线坚固阵地体系基本完成，防御能力增强，节约了第一线的防御兵力。因此，会议决定志愿军从第一线8个军中抽出1个军作为二梯队，并建议人民军抽出1个师加强东海岸海防（后人民军抽出1个军团）。同时决定调整战场各兵团指挥关系，志愿军各兵团入朝时对所属各军均是隶属关系，此时由于第一、第二线的换防，及在侧后海岸防御的部队与正面部队的换防，各兵团已不可能严格保持隶属关系，而对各军变成了指挥关系。正面战线和东西海岸各兵团和指挥部，均有1～2个军作为第二梯队，志愿军还有1个军作为总预备队。这样增大了机动兵力，正面和东西海岸均可较自如地应付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
第三，决定加强海岸工事，完成整个防御体系。会议确定，建立一条从鸭绿江口，沿朝鲜西海岸与正面战线衔接，再沿朝鲜东海岸直至图们江口的，坚固的有纵深的防御阵地体系。阵地工事均由野战筑城向永久筑城发展，这种工事的构筑，不论停战谈判拖下去，或战争停下来，均要做。
会议决定的内容均获得中央军委的同意。这次会议的决定和部署，使贯彻坚守防御方针更为具体化和更臻完善。
会后，陈赓奉调回国筹建军事工程学院，中央军委决定由邓华代理志愿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主持志愿军的全面工作。7月，毛泽东签署命令，任命杨得志为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协助邓华主持志愿军的工作；任命韩先楚接替杨得志任第19兵团司令员，第19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郑维山接替回国治病的杨成武任第20兵团代司令员。9月，又任命王建安接替回国任职的宋时轮任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