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一定的时间进行训练，以掌握装备性能、操作技术和随之引起的新的战术。特别是空军和海军的训练需要的时间更长。因此，在短时间内志愿军的武器装备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善，于是，战争的长期性就更加充分地显露出来了。
同时，中国的经济力量薄弱，支援战争的财力、物力有限。本来中国大陆基本解放后，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和刚刚成立还不到一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就计划用三年左右的时间恢复国民经济，然而，于1950年6月刚刚开始部署，美国当局就将这场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中国人民不得不迎接美国的战争挑战。因为支援战争，1950年中国军费支出占财政决算的41.1%，用于国民经济恢复的费用只占财政决算的25.5%，而1951年财政预算军费拨款在数量上和比重上比1950年都有所增加。这样，战争长期打下去，国民经济恢复和国家的长远建设均会受到影响。朝鲜人民已打了一年，支持长期战争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困难更大。
当然，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具有极高的威望，有强大的号召力和组织力，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全力支援战争，并且有朝鲜政府、朝鲜人民的支援，有朝鲜人民军与志愿军并肩作战，志愿军作战中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经过持久作战定能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
如果美国放弃侵占全朝鲜的企图，停止侵略，愿意以三八线为界通过谈判公平合理地解决朝鲜问题，则于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更有利。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是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一贯主张，志愿军参战的目的就在于同朝鲜军民共同打击侵略，恢复朝鲜和平，保卫中国的安全。中共中央在决策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时，就曾考虑以三八线为界，停战撤军是可以接受的战争结局之一。
但是，在经过第五次战役的较量之前，美国当局执意坚持继续扩大侵略，始终未放弃武装占领全朝鲜的军事目标，使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成为不可能。在第五次战役后，战线已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地区，美国当局也因“联合国军”在战场上遭到失败而被迫调整了朝鲜战争政策，放弃了军事占领全朝鲜的目标，并且做出了愿意通过谈判，沿三八线一带实现朝鲜停战的表示，表明美国当局接受了中国政府早在1月下旬关于分两步走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美国寻求通过谈判沿三八线一带实现停战，事实上就是中国政府主张解决朝鲜问题分两步走的第一个步骤。这说明，此时通过谈判解决朝鲜问题不但更为现实，而且已经具备了基础和可能性。
中共中央考虑，先从结束朝鲜战争并保证能实现朝鲜境内的停火与休战入手。如果美国的停战谈判是骗局，或不接受我们提出的合理条件，那么美国的欺骗就会被揭穿，战争会继续，我们仍将给其以严重的打击与教训，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将会更多地站在我们方面，美国将会处于狼狈的境地。如果战争真结束了，那么我们可进一步提出有关各方举行和平解决远东问题的谈判，当然，这将是一个长期的斗争，但和平的主动权将更加掌握在我们手中。
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作战结束后，5月底，彭德怀委托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邓华，率第38军政委刘西元、第39军军长吴信泉、第40军军长温玉成、第42军军长吴瑞林一行，回京向中央报告战场形势和请示今后的方针。
此时，政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周恩来，由于长期劳累，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其到大连休养一个时期。5月下旬至7月初，周恩来在大连休养。这期间，有关抗美援朝战争的事宜由毛泽东亲自过问。
关于乔治·凯南与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雅格布·马立克举行会晤及所作出的表示，苏联政府向中国和朝鲜作了通报。6月3日，金日成来到北京，根据美国对朝鲜战争政策的新变化，与毛泽东共同分析了战争形势，讨论了谈判问题和战争方针问题。毛泽东、金日成研究决定，实行边打边谈的方针，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双管齐下，一方面准备同美国方面举行谈判，争取以三八线为界实现停战撤军；另一方面对谈判成功与否不抱幻想，在军事上必须作长期持久的打算，并以坚决的军事打击粉碎“联合国军”的任何进攻，以配合停战谈判的顺利进行。据此，中共中央确定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指导方针。
据聂荣臻回忆，当时中共中央开会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他在回忆录中说：“第五次战役以后，中央开会研究下一步怎么办，会上多数同志主张我军宜停在三八线附近，边打边谈，争取谈判解决问题。我当时也是同意这个意见的。我认为，把敌人赶出北朝鲜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停在三八线，也就是恢复战前状态，这样各方面都好接受。如果战争继续下去，我们不怕，而且会越打越强，但是也不是没有困难。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最后确定了边打边谈的方针。”
6月5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决定派高岗前往莫斯科，向斯大林通报毛泽东与金日成讨论的情况及中共中央的意见，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