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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三次战役开始，战争即在三八线和三七线之间，形成了反复拉锯的局面。
在第三次战役时，志愿军与人民军仅用8天时间，付出伤亡8500余人的代价，就将“联合国军”从三八线打退到三七线附近，并歼敌1.9万余人。而“联合国军”发动反扑后，从1月25日到4月21日，用了87天时间，才将战线从三七线附近推回到三八线附近，并且付出了7.8万余人的伤亡（志愿军和人民军伤亡5.3万余人）。这使美国当局看到，不用说再打到鸭绿江边，就是从三七线向三八线每推进一步都十分困难，并要付出重大的伤亡代价。在3月中旬李奇微进占汉城后，“联合国军”又一次面临着是否越过三八线的问题。对此，美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互相推诿，五角大楼要求国务院先确定“联合国军”在朝鲜的政治目标，国务院则要求五角大楼先确定“联合国军”实际力量能打到什么地方。他们之间的不负责任的互相推诿，无论杜鲁门，还是艾奇逊或布莱德雷，在他们后来的回忆录中都毫不隐讳。而参加“联合国军”行动的英法等国，早在1950年12月“联合国军”被打退到三八线时，就对朝鲜战局形势表示忧虑，担心把力量陷在朝鲜会削弱欧洲的力量。现在战线又回到三八线，英法等国极为关注。在他们眼中，“这条线具有了一种不祥之兆的意味。许多盟国和美国的官员们都把这条跨越了三次的纬线看成是一个象征性的屏障，认为麦克阿瑟的军队不应当超出这条线再去冒险，免得遭致敌方胜过报复行动的进攻”。英法等国认为这时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心理时机”，主张实现事实上的停火。
从美国来说，如果再次跨越这条线，不但大大增加把战争扩大到中国的可能，美国把军事资源耗费在亚洲的非决定性作战中，而且还会大大增加引起苏联干涉的可能及爆发全面战争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当局才开始认真考虑，是否调整1950年9月27日以来“联合国军”所执行的占领全朝鲜的军事目标，是否通过谈判结束这场战争。
美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虽然互相推诿，但都认为需要谋求新的途径，在三八线一带停止战斗，这样敌对双方似都可接受。因为由联合国出面作的两次尝试都失败了，而美国总统还从未公开建议过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因此，这个新的途径是由美国总统而不再是由联合国发表一项公开声明，美国国务院起草了这个声明的草稿，3月19日，国务卿艾奇逊、国防部长马歇尔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讨论了这个声明的草稿，3月20日将声明要点发往东京征求麦克阿瑟的意见，与此同时，国务院还征求了参加“联合国军”行动的有关各国的意见。这个声明草稿中说：现在战线又回到三八线，“这里有一个在该地区恢复和平与安全的基础，它应该是一切衷心希望和平的国家所能接受的。”“联合国统一指挥部准备履行能终止战争并保证不再发生战争的部署。这种部署能为解决朝鲜问题开辟更宽阔的道路，其中包括外国军队撤出朝鲜。”杜鲁门在回忆录中说，“发表这一声明的用意是不带任何威胁或谴责而愿意采取和平解决的提议也许会得到良好的反应”。
然而，麦克阿瑟对拟议中的总统声明没有正面表示意见，并且抱怨华盛顿当局对他在战场上的行动一再增加限制。3月24日，他公开发表了一个与拟议中的总统声明内容大相径庭、对中国威胁扩大战争的声明。他在声明中大肆炫耀了“联合国军”的优越作战条件，然后威胁说：“敌人现在必然已经痛苦地认识到：如果联合国改变它力图把战争局限在朝鲜境内的容忍决定，而把我们的军事行动扩展到赤色中国的沿海地区和内陆基地，那么，赤色中国就注定有立即发生军事崩溃的危险。”杜鲁门说，“实际上，麦克阿瑟的举动等于用最后通牒来威胁敌人，等于说盟国的全部优势力量可以用来攻击赤色中国。”
麦克阿瑟的声明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和谴责。因为这个声明与杜鲁门准备发表的声明背道而驰，美国当局的精心计议和全部努力因此而付诸东流。由此引起了美国与其盟国内部的混乱和愤怒。盟国纷纷询问美国：这是什么意思，拟议中的美国政策是否发生了改变。杜鲁门更是大为恼火，他在回忆录中说：“联合国的一位军事司令官自作主张地发出这样一个声明是极不平常的事。这是完全漠视不许发表有关对外政策的任何声明的所有指令的行为。这是对我作为总统和最高统帅而发布的命令的公然违抗。这是对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的挑战。这也是对联合国政策的藐视。”
本来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失败，就使美国在世界上很丢面子。尽管越过三八线，武装占领全朝鲜是美国当局的决策，但麦克阿瑟是执行这一决策的战场统帅，美国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麦克阿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1950年12月，“联合国军”败退到三八线以后，麦克阿瑟被解职只是个时间问题了。李奇微接替已死的沃克以后，在战场上作出了美国当局满意的表现，这就有了接替麦克阿瑟的合适人选。布莱德雷在回忆录中写到，从1951年1月下旬开始，“我们就撇开麦克阿瑟，从李奇微那里得到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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