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前往金日成处，就开好这次会议进行了协商。
彭德怀在报告中总结了3个战役胜利的意义和原因，同时也针对对战争形势的不同认识，指出：虽然3个战役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奠定了全部解放朝鲜的基础，“但是美帝国主义现在还没有退出朝鲜，美国侵略者因为要维持其在远东和世界的政治地位，因为要保护他们在朝鲜所掠夺的财富，并且也因为他们还相信装备上的优势可以帮助他们守住朝鲜南部的阵地，所以他们是不会自动退出朝鲜的。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充分准备，进行几次激烈的和大规模的作战，才能达到完全解放朝鲜的目的”。报告针对对前3次战役打法的不同认识，特别对未实行大规模战役追击的不同认识，指出：第一次战役，由于对“敌人主力还未击破，敌人对我军力量还没有正确估计，敌人迷信其空军威力，还没有放弃进至鸭绿江边的野心，这些造成我军诱敌深入、以逸待劳的可能，而如果我军进行追击，则只能赶跑敌人，不能歼灭敌人。第二个战役……事实证明，以徒步追击近代化装备的敌人，不能取得大的结果。第三次战役后，志愿军和人民军都作了部分的追击，亦未取得大的结果。鉴于解决交通运输补给问题，恢复部队疲劳，巩固海岸防务和巩固后方安全的迫切需要，不作猛追和连续进攻的方针是正确的”。在敌我双方装备优劣悬殊的条件下，根据前3次战役的经验，以后的打法，还应是力求夜战，力求大胆地迂回包抄分割，勇敢地渗入敌之纵深和后方，同时组织精锐勇敢的小部队，袭击敌炮兵阵地和指挥所，混乱敌之部署，全面猛攻，使敌四顾不暇。对下次战役提出按照新的情况进行各项准备，要求必须准备得好，打得好。并强调了后勤准备。报告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求一切在朝鲜的中国志愿军同志，必须认真地向朝鲜同志学习，全心全意地拥护朝鲜劳动党，拥护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同志，“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做自己的事情一样，教育指挥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如同我们在国内的看法和做法一样，这就是胜利的政治基础。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最后胜利就一定会得到”。报告还提出了对三八线以南地区的政策。
金日成和高岗在会上作了讲话。中朝联合司令部副司令员金雄，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洪学智、韩先楚，参谋长解方、政治部主任杜平分别就某一方面的准备工作作了发言。第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等介绍了作战经验。
这次会议为准备春季攻势，总结交流了经验，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政策，增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团结。
1月22日至30日，为解决后勤工作滞后的问题和保证完成后勤系统的春季攻势准备，由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李富春主持，在沈阳召开了志愿军后勤会议。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炮兵司令员陈锡联、军委运输司令员吕正操、东北军区后勤部长李聚奎出席了会议并作了指示。参加会议的除在前线各分部领导、各军做后勤工作的领导外，东北局、东北人民政府、东北军区负责后方保障的领导，也都参加了会议。第13、第9、第19兵团原所在的中南、华东、西北3个军区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是采取分组研究大会总结的办法进行的。会议总结了前3次战役后勤工作经验，一致认为，抗美援朝战争把我军后勤工作推向了新的阶段，我军以往历史上的后勤工作，向来是取之于前线的方针，现在转变到主要甚至完全依靠后方的供应，联合兵种的供应。这是新的情况。后勤工作必须适应这个新情况，实现新的转变。抗美援朝战争后勤工作的困难很多，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很多，会议抓住运输不足和前线需要量大这个主要矛盾，重点研究了运输和供应问题。强调“千条万条，运输第一条”，决定采取一切措施，建立兵站运输线，改变运输的被动局面。并为此解决了一些具体问题：建立东、中、西3条兵站线，增加防空、抢修、运输力量等。这次会议对促进抗美援朝战争后勤工作向适应现代战争要求的转变起了巨大作用。
与此同时，东北军区计划的空军、炮兵、装甲兵的训练也都紧张有序地展开，空军于1950年12月下旬，即以1个师在苏联空军带领下，参加实战练习，周恩来、聂荣臻、刘亚楼与苏联驻中国军事总顾问协商，苏联同意1月10日起，出动两个米格――15歼击机师124架飞机，掩护辑安至江界、安东至安州两条铁路线的运输（实际当时未出动，直至第二季度才开始出动）。预计3月底4月初，中国可有5个空军师参战，其中2个驱逐机（歼击机）师、2个轰炸机师、1个冲击机（现称强击机）师，另朝鲜有3个空军师参战。分别成立了志愿军空军、志愿军炮兵、志愿军装甲兵指挥所，组织各军兵种的训练。志愿军团以上各级军事主官和参谋长，回到东北进行短期集训，学习联合兵种作战的协同指挥战术。第19兵团也在进行入朝准备，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