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就能胜利结束，“从北到南，一推就完”，用完一管牙膏就可胜利回国。与此同时，苏联驻朝鲜的军事顾问和朝鲜劳动党内部，也产生了这种情绪，认为可以一鼓作气把美国人赶下海去。苏联驻朝鲜的军事顾问，甚至当面指责彭德怀：打了胜仗为什么不追击？世界上哪有这种打法？
然而，彭德怀却头脑清醒，早在1950年12月中旬，毛泽东决定越过三八线打第三次战役时，他就针对开始萌芽的速胜思想指出：“据我看，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正面狭小，自然加强了纵深，对联合兵种作战有利。政治上，敌马上放弃朝鲜，对帝国主义阵营是很不利的，英法也不要求美国这样做。如果再吃一两个败仗，可能退守釜山、仁川、群山等桥头阵地，也不会马上撤出朝鲜。”对此，毛泽东表示赞成，他在21日给彭德怀的复电中指出：“你对敌情的估计是正确的。必须作长期打算。”在26日给彭德怀和朴一禹的电报中进一步指出：“战争仍然要做长期打算，要估计到今后许多困难情况。要懂得不经过严重的斗争，不歼灭伪军全部至少是其大部，不再歼灭美英军至少四五万人，朝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在29日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还告知“菲里波夫同志对志愿军的领导认为是正确的，他批评了许多错误的议论，他了解朝鲜作战中的困难，他自动提议增加汽车二千辆，解决你们的困难问题”。
在第三次战役解放汉城时，彭德怀对北京燃放鞭炮，热烈庆祝，表示不满。他说，假如以后因战争需要，我们又撤离汉城怎么办？《人民日报》发表《祝汉城光复》的社论中提出：“前进！向大田前进！向大邱前进！向釜山前进！把不肯撤出朝鲜的美国侵略军赶下海去！”彭德怀对此持有保留。他认为虽然前3次战役打得较顺利，但并未消灭美军的重兵集团，敌军仍然占有武器装备上的巨大优势，况且志愿军伤亡减员已达10万人，后勤运输极为困难，必须经过长期的作战，才能胜利。
尽管如此，当时从志愿军总部到中共中央，对朝鲜战争发展形势的估计都有了变化。确实，志愿军入朝后作战发展如此顺利，战场形势发展如此之快，这是中共中央在决策出兵时没有料想到的。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以及帝国主义阵营的失败情绪和美国当局的犹豫不决，如果战争继续这样发展下去，根本解决朝鲜问题似乎有了可能。因此，毛泽东和彭德怀都曾设想，经过充分准备之后，再经过几次战役，根本解决朝鲜问题。也就是设想实现最初估计的战争第一种结局。这不但是上层的考虑和在部队中提出的口号，而且也明确地确定为部队部署和准备要实现的目标。
早在确定进行第三次战役之前，1950年12月8日，彭德怀就考虑第二次战役结束后，进行各方面的充分准备，“以便（一九五一年）三月初旬开始决战攻势”。毛泽东12月26日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在第三次“结束后，全军主力……均应撤至利于休整的适当地区，休整一个月至两个月，补充新兵，恢复体力，总结经验，筹备粮弹，修通道路，补齐衣被鞋袜，整顿纪律，改善中国同志与朝鲜同志的关系……改善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严格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好居民群众工作（包括帮助朝鲜人民解决一部分物资困难），并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动员（不消灭朝鲜境内的敌人不回国），为春季作战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第三次战役开始前，12月29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再次指出，打完这一仗“然后休整两个月，准备春季攻势”。
1951年1月8日，志愿军在结束第三次战役，部署休整和准备春季攻势时，志愿军党委在给各部的电报指示中指出：“今后的中心问题在于全党全军努力克服困难，准备充足的作战力量（体力、物力、战术、技术等项），很好地总结历次战役经验，特别是第三次战役经验，提高战术、技术，争取下一战役开始后，连续作战，一气呵成，全歼敌人，全部解放朝鲜。这是下一战役的奋斗目标，也是在休整期间所应具体准备的标准。”当年的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在回忆录中说“这个‘奋斗目标’与休整‘标准’要求太高，反映了我们总部当时对敌情还认识不足”。
1月14日，毛泽东就春季攻势准备问题致电彭德怀并转金日成，15日并将这个电报的内容通报给了斯大林，电报指出：
“在东北境内训练的约十万朝鲜新兵，应在目前开始的两个月至三个月休息整训期内补进人民军各个军团里面去，使人民军各师的连队充实起来。并将苏联的武器装备这些单位，以便有力地配合中国志愿军在春季（四月和五月）根本解决朝鲜问题。在目前开始的两个月至三个月内，中国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均有很多严重的工作要做，这主要是，补充新兵到军队里去，使新兵向老兵学会作战方法，加强军队的装备，修理铁路，储备粮弹，改善运输系统和后方勤务工作。只有完成了这些工作，才能保障最后胜利。今后敌人统帅部的方针有两种可能性。
“（一）在中朝两大军队压力下，略作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