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刘文辉、四川的潘文华、邓锡侯处发了电文。
第二天清晨，当一轮红日喷薄而出的时候，警卫营长徐振芳请示卢汉：“卢主席，升旗的时候到了，该升什么旗？”
卢汉哈哈大笑，说道：“当然是升新国旗罗！”
“主席，咱们没有啊！”
“快照北京的样子做一面。”
于是他们赶忙按照北京的样子定做新国旗。
上午10点，五华山下，集合起部队和军乐队，在雄壮的军乐声中，卢汉和警卫营长一人拉一条绳子，将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升起在昆明的上空。
这是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庄严时刻，卢汉和他的那些在国民党政府备受冷落的官员们热烈握手，紧紧拥抱，相互祝贺：“我们起义了！”
接着，卢汉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及云南省全体军民发表了起义通电，宣告云南于1949年12月9日正式起义。
被扣留的部分国民党政府要员不拥护起义，在劝说无望的情况下，卢汉只好亲自出马对李弥等人进行传讯，劝说他们拥护起义，在通电上签名，并下令部属放下武器。
余程万二话没说在通电上签了名。
沈醉叹息了半天还是在通电上签上姓名，卢汉让他劝云南所有特务团体起义，沈醉提出自己起草一份按特务书写方式的手令，劝说部属不要抵抗。
李弥比较顽固，后来他勉强在通电上签名时，嘴里还嘟哝着：“他妈的，要起义老子自己不会搞，何必等别人牵着鼻子走！”
12月11日，毛主席、朱总司令给卢汉发来嘉勉电，并指示，卢汉问题由刘、邓直接处理，无须再经华南局叶剑英、方方等派人接洽。
刘、邓接到命令，当即让二野4兵团乘汽车，经独山、贵阳或取道百色、安龙入滇。
令人遗憾的是就在卢汉准备起义的时候，西康省主席兼24军军长刘文辉和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的行动已经不自由了。
此时，他们都被蒋介石召到了成都。
川陕边区司令潘文华于5日称病去了灌县。
尽管卢汉当初劝刘、邓、潘起义时，所找的“共产党”是假的，但是却弄假成真，使他们三人铁了心要反蒋。
成都危在旦夕，解放军已逼到城郊，蒋介石心慌意乱，经常把部下叫去训话，发一通脾气。
12月7日下午4时，当刘文辉、邓锡侯听说老头子又要训话了，赶忙按商量好的办法离家出走。
要让特务不注意自己是很困难的。邓锡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向家人做了一番暗示后，自己身着便衣手持一支双筒猎枪，叫上两名副官，坐上吉普出成都北门，在城隍庙的后坝上，单腿跪地，手持猎枪，做出打鸟的姿势。
认识他的人都说：“邓公好安闲，还有空闲时间出来打鸟哩！”
这一招果然没有引起别人怀疑。
当他对着没有鸟的树上瞄准时，刘文辉汗流满面地赶到坝上。
原来刘文辉年纪大了，在城门口遇到宪兵盘查，从城墙缺口翻过去才逃了出来，弄得哮喘病发作，只得由两个随从扶着。
两人商谈了一会儿，立即驱车朝彭县走去。此事已被蒋介石知道了，他暴跳如雷，大骂特务无能，大骂刘文辉、邓锡侯二人背信弃义，之后又派人去追。当他俩赶到龙桥的时候，蒋介石派的王缵绪追来了。
王缵绪喘着粗气说：“总裁请你们回去，如不回去后果将不堪设想。”
刘文辉说：“他不信任我们，还回去干什么？”
王缵绪说：“总裁说了，以前大家都有误会，回去就没事了。他可以用经国作人质，保证你们的安全。”
两人坚决不回去。
12月8日，中共川西、川康、川东地下党，第二野战军派遣人员，以及川、康的各民主党派的知名人士，已先后到了彭县的龙兴寺。
刘文辉、邓锡侯担心在龙桥遭蒋介石派飞机轰炸，也连夜赶到彭县龙兴寺。
12月11日，各方人士聚集龙兴寺，召开会议，商量起义后的对策。
是夜，刘、邓、潘联名发表了起义通电。
为了表明他们不比卢汉落后，于是便将发报日期填为12月9日。
蒋介石在大西南的地盘越来越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