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人在北平已失掉自由，可以暂时等一等再说（直到十月初正式宣布开除我的党籍并通缉）。这些地方，给我的启发不少。我在中央社发出了三个电讯之后，不得已于六月二十六日发表了一个对时局的声明，原文大概大家在报上都看到了。当然，这篇声明主要部分的意思，我不是在北平才讲的，在南京很早就讲过，在重庆抗战时也讲过，而且不仅随便和朋友们讲，更是多次和国民党的领导人讲，和政府的负责人讲，是我多年来对时局的看法和主张：国民党这样的一个党，还不应该失败吗？国民党是孙中山先生创立的，是为革命的，是为实行三民主义的，远在一九二四年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里就通过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可是国民党执政以后怎样？执行革命政策了吗？不，不革命！反革命！实行了三民主义了吗？政府哪一个部门是在实行三民主义的政策？完全违反了三民主义！
抛弃了三民主义！一个以革命做号召的党，后来变成不革命反革命，“挂羊头卖狗肉”，不失败还有天理吗？他们说张某人叛了党，究竟谁在叛党？谁在背叛革命？谁在背叛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政策、革命主义？这些话过去我很少机会和一般同志们说过，对高级干部同志们是说过的，今天在座的同志也不少听过了。在南京重庆的党的会议上，我也曾率直而委婉地说过，并且很多次用书面提供给党的领导人，将来有机会，我预备把这些文件摘要发表出来。
我在北平所看到的中共的作风和干部、党员的精神，再回看看我们国民党的作风和干部、党员的精神，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惭愧！我是国民党的一个负责干部，看到人家是怎样地为国家为人民而艰苦奋斗，而我们过去是在干的什么？还不够我们由反省而深深地感到惭愧吗？大家知道，我一贯的主张和平，对国共两党问题主张以政治方式解决，反对打内战，但是我的主张不是站在中共立场提出来的，我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提出来的。我很早就认为国民党这样腐化下去，反革命下去，这不仅是对国家对人民的利害问题，也是国民党本身的利害问题，都值得我们注意了。所以我的很早的意见，是主张恢复联共政策，由国共两党的合作来刺激国民党本身的改造，来影响国民党的进步；在两党合作之下，来把国家搞好，把革命完成。到了今天，我们彻底地失败了，但是仍然有人看做只是国民党军事的失败所造成。他们只看到问题的一面或者半面，而没有理解问题的症结。其实，国民党的失败，表面上看是军事的失败，国民党自广东和中共合作誓师北伐，取得全国政权，假使贯彻革命推行三民主义的话，假使坚持第一次全代大会所通过的政策的话，中苏两国的亲善，国共两党的合作，不是很自然的吗？
国家的进步不是很自然的吗？中国革命事业的完成不是很自然的吗？到了今天我们国民党的失败，绝不能怨天尤人！这是我们自取之咎，自食其果！一个以革命为号召的党，而变成不革命，假革命，当然要被人民所唾弃；当然要被历史所淘汰！这是很自然的道理。
在北平虽然有三个月的极度苦闷，幸而我最后能以自我批评的精神，严格地反省检讨之后，终于在思想上初步搞通，在精神上得到解放。最初，中共朋友们希望我能够参加政协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毛主席和周恩来先生都多次对我说过。对于他们的好意，我心里当然很感谢。不过我自己一再在想，在过去的阶段，我是负责人之一，这一阶段已经过去了，当然我这个人也就成为过去了；过去的责任是我们负的，我们失败了，今后的责任是他们负的，我希望他们成功，拥护他们成功；但是要我再来做事负责，我没有这个志趣了。有一天，我在毛主席那边，有朱总司令和几位中共高级干部在座，毛主席又提到这个问题，我把上面的话回答了他。他笑着说：“过去的阶段等于过了年三十，以后还要从大年初一过起！”他的话很幽默，他的态度很使我感动。以一个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的毛主席，把我这个渺小的张治中看得这样重，这样开导我，安慰我，鼓励我，我实在没有话说。还有其他朋友也来劝我：“张某人是不是革命的？”我当然不能说不革命！别的可以放弃，革命是不能放弃的。
他又问：“好吧，中共是不是革命的？”我能说中共领导的政权是不革命的吗？不能，我当然承认他们是革命的，他又说：“好了，你承认是革命的，也承认中共是革命的，承认新政权是革命的，你为什么不参加？”对于这一类的话，我当然没有什么可说，最后我接受了。
好，参加吧！以后被选举为政协全国委员，又被选举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后并被推为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这三个委员会都是毛主席直接领导的。我以过去国民党政府干部之一的地位，应该对国家、对人民负责引咎告休的，而中共和毛主席执行民主统一战线的政策，加以推重，还要使我参加新中国建设的事业。这使我感到惭愧，也使我感到荣幸！
新疆和平解放之后，我知道有若干同志将和我过去具有同样的思想，同样的苦闷，所以特别把我过去如何作自我思想斗争的经过告诉大家，作为大家的参考。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