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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19日上午。
绥远省银行包头分行大厅。
董其武正在这里主持绥远和平起义通电的签字仪式。
参加签字的有军队旅长以上的军官，绥远省政府高级官员及地方知名人士共计38人。
惟独只有董其武之下的第二号军队人物孙兰峰没有到场。
此人虽说是傅作义老部下，但在特务分子的恐吓下，躲在医院观望局势，对起义顾虑颇多，态度不是很坚定。
傅作义只好来到医院做工作。
孙兰峰说：“过去我们与共产党处于敌对状态，现在突然又跟人家走，我是想不通啊！”
傅作义说：“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我们得认清形势。现在全国形势发展很快，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停止内战实现和平，事实证明走和平道路是对的，这样对国家，对人民，对地方，对个人都有好处嘛。”
“我担心自己的前景。”
“只有跟共产党走，个人的前途、出路才是光明的，这一点你应认识到，国民政府名存实亡，蒋介石是靠不住的。”
“那我们部队出路在哪里？这也是中下级军官关心的问题，我不能不考虑呀！”
“我已经讲过，共产党已同意了，起义后我们绥远部队不改编，人员不遣散，起义前是什么级别，起义后仍是什么级别。共产党要求地方要解放区化，军队要解放军化，这些政策是英明的。”
“共产党说话能算数？”
“难道说我还不能为你们做保证？”
孙兰峰不再说话，他的内心很矛盾，脸上的气色也很不好。
傅作义问：“现在董其武等在起义通电上都签了名，惟独你没有签。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不愿和大家一起走和平道路，打算离开我们，断绝我们几十年的交情，那就随你的便吧！你看还有谁愿意跟你走，你就带谁走。哪个部队愿意跟你去，你就带哪个部队去。但是，我要告诉你，仗是不能再打下去了，不能做历史的罪人啊……”
话说到这个份上，孙兰峰只好放下包袱，流着泪对傅作义说：
“傅先生和我生死患难几十年，我们情同手足，我怎么能离开你单独行动呢，我听你的，马上签字。”
当天下午，董其武等人向党中央发了和平起义的通电：
毛主席、朱总司令、聂司令员、薄政委：
我们全体官兵和各级行政人员，今天在绥远发动了光荣起义，并庄严地向人民宣布：我们正式脱离依靠美帝国主义的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派残余集团，坚决走到人民方面来，绥远和平解放，我们得庆新生。全体军民谨以无限忠诚，向人民领袖毛主席，朱总司令致以崇高敬礼。
北平和平的成功，启示了我们：和平是全国人民迫切的要求与愿望；教育了我们：过去戡乱的政策是错误的；提醒了我们：惟有在中共领导下，团结各民主阶级、各民族人民，建立人民民主的统一战线，为人民服务，才是对的。因此，北平和平之后，我们迫切的愿望，就是期待由北平和平促成全国人民一致要求的和平，在中共领导下，迅速开始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但是，事实一天天证明，反动派没有丝毫的觉悟和悔改，而是变本加厉地投靠帝国主义，乞怜于帝国主义。反动派和人民的愿望是完全相反的，人民要求和平，反动派正是处心积虑地破坏和平。阎锡山断送了山西人民的生命，从太原飞到广州当了反动的行政院长，狂吠所谓“日本复兴中国论”，积极从事与日本军国主义反动派勾结，阴谋引导日本强盗再来侵略中国国土，再来屠杀中国人民。
我们参加过辛亥革命，我们参加过大革命战争，我们尤其自始至终坚持对日抗战，热血洒遍长城各口。民国22年长城抗战中，当无耻的《何梅协定》正在签字的时候，也正是我们在怀柔附近对日本侵略者西义一师团坚强奋战并予以严重打击的时候。继此之后，我们在绥东抗战，向百灵庙日本侵略内蒙的根据地袭击。“七七”全面抗战展开后，我们参加了平绥线的南口战役，山西的平型关会战，忻口会战，太原守城战，文水、交城、离石各线战役，绥南战役，反攻包头，克复五原。我们虽然缺乏武器，缺乏弹药，但我们打到底。我们绥远人民在抗日战争里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一切的节约贡献了抗战。我们绥远人民拿出了生命热血，用一切的力量支持了抗战。我们的抗战目的是为了打倒帝国主义，争取中国独立、民主、自由、和平、富强。今天反动派却又勾结日本强盗来屠杀中国人民，我们愤慨，我们抗议，我们坚决地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可曾想过革命的三民主义的目的是什么？全民族八年苦战牺牲了无数生命财产又是为什么？这样倒行逆施，将何以对孙中山先生，何以对死难无数先烈？
这一切事实教育我们：使我们看明白反动派已经走到了死亡末路。在过去，反动派与帝国主义勾结，还要用花言巧语来欺压人民，到了反动派临近死亡时候，他们再也顾不得羞耻，只有原形毕现地匍匐在帝国主义的脚前摇尾乞怜妄图作垂死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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