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不同于欧洲各国资产阶级。他说，欧洲情报局与过去的共产国际组织完全不同。如果一国共产党不同意，即不能通过决议。他认为，各国共产党不能将自己的意见强加在别人的头上。他说，我们的意见并不都是正确的，各国共产党可以拒绝我们的建议。当然我们也可以拒绝各国共产党的建议。
会谈继续进行。刘少奇谈到关于打倒国民党的问题时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国民党叛变，我们毫无准备，受了很大的挫折、失败。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我们的头脑清醒了。所以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叛变，我们是有准备的。”
斯大林说：“这是敌人教训了我们。在你们进行斗争中，我们是不是扰乱过或妨碍了你们呢？”
刘少奇回答说：“没有。毛泽东可以不去重庆，有恩来就够了，但是毛泽东到重庆后结果是很好，我们立即有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斯大林说：“毛泽东到重庆去是有危险的，国民党特务有谋害毛泽东的可能。”他又一次问：“你们在美国人参与的和平运动中是否受了损失，我们妨害了你们？”
刘少奇答复说：“在和平运动中，中共中央的头脑是清醒的，只受了若干不大的损失。但那次和平运动很有必要，孤立了美蒋，使我们后来能够推翻国民党、打倒蒋介石。没有一个人说我们这样做得不对。”
斯大林说：“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中国同志总是客气的、讲礼貌的。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过你们的。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肯说出来就是了。你们当然应该注意我们讲的话正确与否，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够了解你们事情的实质，可能讲错话。如果我们讲错了，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到的。”
斯大林是以抱有歉意的语气讲了这番话。因为1945年8月他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认为，如果中国内战爆发，将导致中华民族的毁灭。历史的发展与斯大林的预见相反，他感到内疚和不安。
这是斯大林主动地向中共代表团公开作的自我批评。当时中共代表团对此感到有点意外，因代表团并没有要求他作自我批评，也没有对他们提出过什么批评意见。他主动作自我批评，表现了一个伟大导师的胸怀，并赢得了更多的尊敬和爱戴。
第六次会见实际上是一次告别会，参加的人数不多，而且时间也比前几次短。这次除相互讲了些惜别、祝愿的话以外，双方还商谈了若干问题。根据中方的意见，斯大林确定给中国派若干名当前最需要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帮助恢复经济工作，并研究新建项目。会上只是确定给中国派专家，等实地了解情况后，再进一步研究经济援助问题。斯大林对中方提了四点要求：
（1）保证对专家在中国的住宿、生活、工作等提供充分的条件。
（2）去中国工作的专家家属（在苏联境内的）生活费用必须给以住宿与生活上的保障。
（3）专家在中国工作的期限，依情况和实际需要而定。
（4）苏方人员如果犯了错误，一律由苏方处理，中方无须过问。
斯大林虽然于1925年到1927年写过不少指导、研究中国革命的论文，但是从未到过中国，不熟悉中国国情和风俗习惯。他在交谈中偶尔涉及到的事例，多是二十年代中国北伐时的事。可见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和发展变化更没有切身感受。不过，他从自己国内建设中所积累的经验和向中共代表团提出的参考性建议是很有实际意义的。
关于恢复国民经济和发展生产建设问题，斯大林首先建议中国应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国民经济，不管过去底子如何薄弱，如何参差不齐，但它是国民过去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现在不管能够获得怎样优越的发展条件，想一举完全抛弃过去旧的一切，仍然是不可能的、不现实的。发展经济必须从现实的基础上起步，踏踏实实地稳步前进，超越阶段是极其困难的。只要步骤、方针对了，是可以加快发展步伐的。但每一步骤都必须建立在切实可靠的基础上，按部就班、循序渐进。超越阶段，迈过大的步子，会把国民经济搞乱。当然，有时也会出现虚假的壮观局面，但它却掩盖着潜在的比例失调或种种困难。
经济建设会牵涉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不仅是物质资源、技术条件、机器设备，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有经验丰富的领导、有教养的技术干部、熟练的工人等。利用和发挥旧社会留下来的专家、技术人员的力量才能为建设服务，要有一套政策，只有正确的政策才可以充分调动他们的力量和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在这方面，中国同苏联、西方国家的情况是不大相同的。苏联十月革命后，旧时专家多比较反动，拒绝同无产阶级政权合作，敌视新政权。
斯大林对新中国的发展建设当时是很关心的，刘少奇同志就工业问题与他交换意见时，他带着一种很伤感的表情讲道：
“建设一个新国家，重视经济和工业发展也是相当重要的，如果没有一支自己的技术队伍，困难就很多，我们的发展你们了解吧？”
刘少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