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示：这是最后的一个文件。我当时对恩来先生说，所谓最后的文件，是不是解释为最后的通牒？是不是只许我们说一个对或者不对？恩来先生对这点表示是最后的态度。因此我说，也好，干脆！我说这句话，当然也不是随便的、偶然的说出来。
“因为这次到北平来，到今天已经半个月了。在这半个月当中，双方代表团分别经过无数次的会谈，对于最重大的几个问题，已经交换了很详尽的意见。可以说，应该说的话，应该说的理由，通通都说了，说尽了。到十三日恩来先生提出来这个第一次的文件——《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当然，在中共方面，是根据双方十多天来的会商所提出来的一个草案。我们代表团接到这个草案后经过郑重研究的结果，对草案内容的许多原则上、文字上方面，已经提出来很多修改的意见。这些修改的意见，一方面和恩来先生谈了，同时也用书面提出来。直至今天下午七点钟，恩来先生又当面交给我这个《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两字已经删去了；并且说明这是最后的文件。我们也清楚，这是双方经过半个月来无数次交换意见后，中共所提出来的最后的定案。我们接到这个文件后，临时作了一个初步的研究，因为会议的时间到了，很仓促，所以还没得结论，还是在慎重研究中。
“对于我们所提的修正意见，有许多是接受了。诚如恩来先生刚才所说的，譬如在前文里头，文字上有修改的地方。第一条‘首要及次要’字样也删去了。在第四、第八两条内，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地位和关系，也接受了我们的意见改变了。其他关于文字方面，也有很多接受了我们的意见。据恩来先生说，修改的一共有二十多处。这一点，我们代表团同仁是完全了解的。当然，刚才恩来先生说，有些地方是不能变动的。譬如说，军队改编的原则问题、军队接收地方政权的问题，都是不能变动的。
“大家也听到了，恩来先生还提到渡江的问题。刚才他和我会面的时候也说，中共方面预定在4月20日渡江。我就问他：你过去说在和平协定签字后三两天就渡江的话我是没有同意的，现在和平协定还没签字，你怎么说就预定4月20日渡江呢？恩来先生曾续加解释说：你们代表团派人把这个最后文件带到南京去请示，如果来电报说可以签字，当然渡江的日期和办法是可以商量的。
“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带回南京请示不能签字后，中共就预定4月20日渡江，是不是这个意思？”
周恩来回答：“是的。”
张治中说：“这一点，刚才恩来先生解释时遗漏了，所以我把它补说出来。当然，恩来先生让步的地方，我们很了解，就是不能让步的地方，他所持的理由，我们也是了解的。不过从我们代表团的立场来说，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既然是最后的文件，我们对它如果认为是完全对的，就答应签字；认为不能签字，就不签字；不是说还有商量，还有字斟句酌的余地。只是同意签字，不同意就拉倒。如果‘最后文件’是照这样解释的话，那么我们代表团同仁现在就没有再发表意见的理由了，也没有发表意见的必要了。当然，我们的政府正等待着我们代表团的报告，这次会议之后，我们还是继续研究，准备把我们的意见报告政府，请示它作最后的决定，然后再来答复中共代表团。对于这一个问题，我不能再有话说下去，不过我想略为提出一点个人的意见和感想，我要再说明：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和感想，而不是代表团的意思和感想。
“国共两党的斗争，到今天可以说是告一个结束了。谁胜谁败，谁得谁失，谁是谁非，当然有事实作证明，将来也自有历史作评判。不过要打个比方来说，我想国共两党之争，好比是兄弟之争。
“我们同是中国人，同是一个民族，俗语说‘便宜不出外’，今天谁吃了亏，谁占了便宜，那是不必太认真的。国共两党等于兄弟一样，大哥管家管不好，让给弟弟管，没有关系，‘便宜不出外’。做大哥的人，不但对于弟弟的能干，有这个能耐来担当重责大任，表示敬重，表示高兴，而且要格外地帮助他，使他做得好，做得比哥哥好。
“表示我们当不好，你来当；希望你当得好，一定当得好。这不仅是站在兄弟的立场应该如此，就是基于人类之爱、同胞之爱、民族之爱，也应该如此。
“今日之中国，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的总理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但是总理去世二十四年了，我们还没有把中国弄成自由、平等、独立的国家；我们的同胞，在国外受到人家的鄙视，我们确实不知从哪里说起的惭愧与羞辱！我们今天有这个心愿，我们在同一民族里，在兄弟手足里，处成好兄弟，能够有这一个能耐，有这一个魄力，来把家当好，使全国人民得到解放，使国家得到独立自由，使邻家看得起我们，这是一家子的光荣，也是做哥哥的光荣。过去做哥哥虽有错误，自己感到惭愧，但是弟弟能够担当起来，把家当好，自己也实在觉得光荣。
“这是一个通俗的比方，但是我觉得其中有真理存在。我们今后对于国家民族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