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化生活及依赖心理，予以刺激，唤起觉悟，并恢复其对领袖之信仰——现时吾人所失望者，厥为党政军人员之麻木情绪、腐化生活及依赖心理为主要因素，而尤使吾人最感失望者，乃为党政军一般干部对于领袖貌似恭顺，实则背后均多怨言，牢骚满腹，皆调今日之失败，乃由钧座领导错误所招致，尤其黄埔系高级将领，多认钧座之指挥方法太过陈旧，认钧座以数十年前之陈旧方法指挥新的军事，太不合原则，必然失败。在此种生活与心理状况之下，焉有恢复信心挽回颓势之余地？故为钧座将来革命大业计，目前惟有放下一切，飘然远引，静观大家之如何作为、如何应付，使之重受刺激，从而引起觉悟，恢复对钧座之信仰。
（六）在个人方面，增强将来革命事业种种有利因素，如广益见闻，结交国际朋友等——钧座曩者虽曾留学日本、游历苏联，然而时代转变甚速，阅时既久，自有孤陋寡闻之感。
尤其欧美方面由于科学与工业进步，一日千里，时代之转变益剧，新的事物与新的潮流有不可想象者，倘能在欧美作一番游历考察，广交游而益见闻，则对将来之事业将有极大之裨益，盖可断言。
乙、出国之害
（一）在国外安全问题不无顾虑，但可设法防范维护。
（二）军事力量顿失维系中心，但只须付托有人，似无可虑；且现在军队腐烂已极，不足珍惜，何况今后领袖事业，只有恢复信仰，争取政治上领导之胜利，而不在能否保有若干军事力量为转移。
（三）党的领导，一时远离，不免更形涣散，但如能组成干部会议，亦可维持现状，何况本党早已解体，尚须彻底改造，始可复兴，然此非待大局明朗时莫办。
根据以上各项分析而言，钧座倘能毅然出国，将有百利而无一害，盖甚显然，甚愿钧座再作一切实周详之考虑而及时采取行动，且愈早愈好愈有利。
抑更有陈者，此次到平以来，所受刺激之大，非可言喻，真是百感交集。倘使三年以前，甚至去年六月在西安时钧座采纳职之建议，则决不至有今日如是之惨败，职亦可免今日在北平写此一篇忍辱受气一言难尽之痛史也。职素以吾人应拥护领袖成功不应拥护领袖失败为言为志，倘今此建议仍不蒙钧座采纳，而仍听信拥护领袖失败者之言，留居国内，再起再战，则非至本党彻底消灭钧座亦彻底失败不止。今请再将往者一切失败经过作一检讨，昔日一切建议献策者孰是孰非，无不晓然，目前之情势，岂非铁的事实证明乎？
这份信是由屈武带回南京托人转交给蒋介石的，他看后相当生气，根本没有理睬，而是授意白崇禧加紧在长江沿线布防，摆出了与解放军决一雌雄的架势。
在十几天的个别谈话中，因为双方都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方案，也就没有做出任何结论，当然也没有形成一个什么文件。南京代表团的所有成员深感前景不妙。
4月13日早晨，张治中刚刚起床，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就将一份打印好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交给了他。
周恩来离开时对张治中讲：“请你们先看一下，交换交换意见，明天晚上我们正式开会商谈。”
周恩来走后张治中立即将代表、顾问和秘书长叫到房间传阅草案。室内越来越安静了，半小时过后，人们都面面相觑，神情沮丧，没有人先开口说话，沉默了一会儿，张治中站起来，脸色苍白，他说：
“我是一口气看完的，第一个感觉是全篇充满了降书和罪状的语气，完了啊！和是不可能的，这简直是一份降书嘛……”
刘裴说：“说实在话，这个草案如果让南京的顽固派看，会认为是‘招降书’、‘判决状’，与他们那种‘划江而治’，主观幻想相差甚远。”邵力子也说：“我觉得这些条款，也实在有点苛刻了。虽说和谈是以毛先生所提的八项条件做基础，而且我事前也明知这次和谈成功的可能性太小，但由于我自己主观上对和平仍抱有痴心，期望会出现奇迹，可是现在是完了。”
张治中背着手在室内来回走动，瞅上去心情颇为沉重。他最后对大家讲：
“中共提出的这些和平条款南京政府怎么能接受，我看可能性很少。但我们是负命而来，还得耐心地研究下去，周先生通知过了，说明晚就开会研究，大家说我们该怎么办？还是商讨一下对策吧。”
于是，他们又坐下来开会，共同研究谈判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