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闻部主任，一直在李海鸣的分管范围内，合作得十分默契；从感情上论，他刚进报社时，在政教部跑政法新闻，那时，李海鸣是他的部主任，对他很是栽培。其实，在简安祥主政“海都”广告期间，向天歌始终是李海鸣的幕后智囊，出了不少很有灵感的主意，他甚至和李海鸣开过“干脆把‘海都’交给我经营得了”的玩笑，但那时的简安祥是高庆国的头号红人，在《海江都市报》广告部一手遮天，向天歌不在其位，难谋其政，所有想法都上升不到操作层面，而李海鸣又仅是个摆设，除了暗生闷气，无法左右局面。
李海鸣扔给向天歌一支烟，然后自己点燃，深深地喷出个烟圈：“天歌，跟你说句体己的话，我今年54了，说是不上不下的年纪，其实上是肯定上不去了，奋斗一辈子，最后也就用这么个副局级画句号了。把‘海都’搞上去，主要还是个面子问题，办了一辈子报纸，不能晚节不保，眼看着一份报纸在自己手里关了张。但说实话，‘海都’何去何从，我也没想清楚，对于经营，更是门外汉，日报和都市报的路数完全不一样，‘海都’的明天就全仰仗你老弟了。我只说两个原则一个交待，别的你不用考虑，多大的雷，我站在前面替你去顶。”
向天歌没有动打火机，而是将那支烟横过来架在撅起的嘴唇上，轻轻地嗅着：“李总，您知道我对您的感情，不管什么话，但说无妨。”
李海鸣说：“两个原则。一是‘海都’再也经不起折腾了，发展是硬道理，但是硬发展肯定没道理，你接手的第一件事是动用一切资源，力保四季度的吃饭财政，久亏之下，人心必散，没有资金保证，就没有队伍保证；二是赶紧研究明年的广告招商，马上就是年底打款，临阵换将乃兵家大忌，但事已至此别无他路。咱们现在一共19家代理公司，几乎都是一堆‘小白菜’，看着挺占地方，吃起来不搪时候，而且大多和简安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好趁这个机会清理一下门户。至于一个交待，就是你对外的名分和未来。名分嘛，我看叫《海江都市报》运营总监兼广告部主任比较合适，运营总监表明你是总揽包括发行在内的所有经营工作的负责人，和外界打交道时广告部主任听起来更容易理解，至于未来，我现在不好给你许诺什么，但是做一张都市报的操盘手和当一个日报的部门主任，虽然级别没有变化，天地可是不一样的。”
其实，向天歌最大的顾虑还是高庆国。如果他接了这个差使，就等于亮明了立场，给自己贴上了李海鸣的标签，以后是福是祸，很难预料。向天歌的为难也正是李海鸣担心的。他揣测高庆国的心态应该也是进退两难，一方面，做了八年社长、总编辑的高庆国肯定要在即将到来的市委换届中谋取更高的位置，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不希望“海都”有哪怕一丁点儿闪失，让他政治上失分；另一方面，高庆国在心底还会和简安祥有着扯不断的情结，会不会出于自保动用关系让检察院网开一面还是未知数，他也许宁愿一个不属于哪个副总编势力范围的中间派接手，不温不火地先推着走，只要“海都”不关门，再赔个千八百万，集团还能担得起，将来他高就一步，烂摊子推给谁和他再无关系。可如果向天歌力挽狂澜，同时又在操作中不可避免地挖出一些问题的话，就很有可能殃及到他高庆国。
高庆国与李海鸣一直貌合神离，这在集团里早已是公开的秘密。简安祥十几年来一直是高庆国的爱将，曾在高庆国由副总编扶正的节骨眼儿上立下汗马功劳，属于根正苗红的嫡系部队。简安祥被查，高庆国难免有种兔死狐悲的感觉。现在，集团上下都在猜测高庆国被牵连的程度，大多数人抱着观望心态，高庆国的位置一旦发生变化，海江日报报业集团势必产生连锁反应。按照常理，这个时候，最好也是最保险的选择就是蛰伏，静观其变，等待时机重新排队。
向天歌一夜无眠。在这个风口浪尖上接过“海都”的摊子，等于正式向高庆国亮剑，在未来的人事安排上有可能先败一局，而且，他的生活也会一下子从原来的闲适跌进陀螺一般的旋转之中，同时，还会有无数支暗箭“嗖嗖”向他射来。
向天歌的太太谢真真是街道办事处的副主任，是他的大学同学，毕业后分配到海心区民政局，前年被任命为优抚科科长，去年再晋升半格，调到街里，进了副处级的行列。向天歌毕业那年，要不是谢真真的爸爸，也就是他现在的岳父谢广仁动用了不少关系，他是不可能留在《海江日报》的。谢广仁原来是市文化局的局长，交游广泛，资历颇深。据谢真真讲，按照老爸的意思，最初是想把这唯一的宝贝闺女嫁给他的老战友——当时分管农业的余副市长的儿子的，虽然两个孩子一起长大，但是谢真真觉得余大公子除了享受之外，没有任何长处，因此坚辞不受。老爸拗不过她，也就随她去了。这段插曲谢真真是当做笑话讲给向天歌听的，当时向天歌很知趣，知道谢真真醉翁之意不在酒，无非是让他知足，甚至像受赏一样对谢家感恩戴德，然后好好待她心无旁骛，因此大大表了一番忠心。
对于报社的钩心斗角，谢真真总有些不屑，觉得报社的斗争远不如机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