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经费由大家按比例出……
这时的赖春安，已经把权力入股了。十多年的收税生涯，使赖春安摸到了捞钱的门道。回想当初，收了人家万儿八千的，要乐上好几天；现在想起来，这真是太小儿科了。
自打当专管员起，他得到的好处就没断过，不过刚开始是物，后来渐渐变成钱了。尽管也有十万八万的大钱，但也是拣着一个是一个。你想打税收的主意，好，我放你一马，但你不能当白眼狼，一定要出点血，否则，我这关你就过不去。这样的机会虽然有，但都是不定的，就像农田里的收成，主要靠老天爷帮忙。而权力入股就不同了，可以旱涝保收，细水长流，只要青山在，必然有柴烧；只要权力在手，不怕断了来路。一般来说，行贿者是主动的，他可以随时出击，想送就送，想送多少就送多少。而受贿者是被动的，你只有被人找的份儿，不太可能主动找上门去，问人家是不是给你送钱了？你不能计算今年能有多大的收成，是一两万还是10万？因为这是被动的，因此饥一顿饱一顿是常事儿，赶上了就捞一大笔，赶不上只有徒叹奈何。也不是行贿的人少了，多数情况是行贿人没有给你送钱的渠道。总不能来到你的办公室，连人都不熟悉，就往你的办公桌上扔一大叠钱吧？你呢，不是熟人，也不敢随意接人的钱。再说，这行贿也不是光彩的事，总跟做贼似的，这些受贿者，因为是拿人家的好处，也觉得有些不太光彩，有时还真不得不推掉。而权力入股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因为你是股东，就可以坦坦然然地拿，光明正大地拿，没有脸面障碍和心理负担的问题，而行贿者也不用卑躬屈膝地给，也不用担心你收不收，他也像股东一样，可与你平起平坐了。于是，权力量化了，权力变成了资产，不是一次性的现钞，而是分不完的红利。行贿者和受贿者，由过去一时的相互利用，变成了互相依存的利益共同体。
在用权力攫取金钱的道路上，赖春安可谓健步如飞。
半年后，赖春安开始取得红利。陈章金在自述中说：1994年的六七月，也就是这件事情做了几个月之后，我感到有些害怕，因为我觉得这样做不好，有些客户在报关时故意把价格抬高，开出的增值税发票也有假票，而且我们几个也出现了争执。所以我就叫我厂的会计结算这段时间的利润，会计统计后告诉我，赚取的纯利润是600万元人民币。
其中100万元人民币是我经手给赖春安的。一次，赖打电话给我，说上面要查账，他要去北京活动，需要活动费用七八十万元，我就同意了，并叫他到该厂去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然后我也去该厂。我对该厂的财务人员说，要七八十万元人民币，并讲出张秋叶的名字，这厂的财务就取出了七八十万元交给我，我就把钱交给了赖春安。
另外一次也是赖春安打电话给我，说上面要来查账，他需要活动经费，我现在不记得是多少钱。总之，这一次也是给赖春安几十万元人民币，我当时也答应了，并叫他来我厂或是去开增值税发票的那间厂。我经手给了赖春安几十万元人民币。
当时我们之间出现了矛盾，主要是对赖春安有意见，因为按照这件事一开始时的商定，赖春安分成利润为四成，并负责上面的关系。也就是说，他的活动经费（ 指两次“上北京”拿的钱 ）应该是在他所得利润的四成中支出的，而不应该在他所得利润的四成外支出。所以，大家都对此有意见，我不愿意再这样做下去，我知道这样做下去迟早会出事。所以这件事到1994年六七月就终止了，之后再也没有做过同样的事情。
我们是按照当初协商的结果分成的，其中赖春安分得240万元，张秋叶分得60万元，我分得60万元，陈仕虚应该分得240万元，但他不同意按600万元分成，一定要按800万元分成，最后陈仕虚拿到了320万元，我应得的60万元，到最后就不要了，而且还倒贴20万元给陈仕虚……
这样，赖春安在半年时间里，就收获240万元。
有了这权力入股，赖春安的钱袋飞速地鼓胀起来。有了这些钱，赖春安也就有了往上飞升的阶梯。赖春安心里清楚，在普宁市，要往上走，如果没有财力的支撑，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个位子，那么多人盯着，当然谁对上司忠心耿耿，就先给谁。这个忠心，自然不是用嘴皮子说的，除了钱，还有什么更有力量呢？
要说明赖春安如何聚敛巨额钱财，无需更多实例。这些钱，是如何花出去的，我们不得而知。反正不久，赖春安又升官了。1994年9月，赖春安升任普宁市国税局副局长。
赖春安在副局长这个岗位上一共待了5年，主管税收征管和稽查等工作。当时的正局长是政工干部出身，业务不精，赖春安虽然是局里的第二把手，但是主管业务的局长，就权力范围来讲，不比局长小。
到副局长这个岗位后，他的势力范围一下子扩大，他把手伸得更长，他的财富聚集得更快。5年之后，即1999年5月，他的官位又升了，成为普宁市国税局局长。
对赖春安来说，这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