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人进了洗浴中心。周松青眼睛一亮，这不是检察院的周广森院长吗？这是贵客啊！普宁属县级市，地方小，市里的一些头头，三天两头上电视，周松青几乎都认得。
“周院长啊，你的到来令我店蓬荜生辉！”周松青也会诌两句文词。
“我家离这儿近，就过来看看。”
周松青不敢怠慢，跑前跑后，端茶递水，亲自为周院长服务，而且找来最漂亮的小姐为周院长按摩。尽管被安排在单间，但周院长坚持开着门，不接受“特殊服务”。周松青想，人家是头面人物，怎么能跟普通老百姓一样，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呢？
周松青是聪明人，周院长来的次数多了，他就想，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资源吗？尽管不是工商局、税务局的，对自己做生意没什么直接关系，但如果能进检察院，当个干部，既有钱又有权，不是更好吗？
周松青殷勤地为他服务着，周广森也三天两头地光顾。
来来往往，周松青与周广森已经不是一般的关系了。周松青提出能否进检察院？周广森见周松青头脑灵活，又会做生意，就把他弄进了市检察院，让他承包检察院下属的一家公司。周广森说，检察院目前没有编制，进来后只能算临时工，等有了编制再给你转正。
进了检察院后，周松青发现让他承包的公司这些年一直亏损，濒临倒闭，如果不是请他，估计其他人都做不好。
周松青经营公司的制胜法宝没有别的，就是虚开发票，掏国家的钱。把周松青招进来时，周广森是否知道他在虚开发票，在案卷中没有反映。
有了检察院的金字招牌，“生意”比过去好做多了。一般企业到税务局领发票相对困难一些，尤其是数量上要限制；而检察院的企业，无疑更规矩一些，票不会胡乱开，且更讲究一些章法，也就是说，更不易被受票方的税务局查出来。因考虑到自己的“身份”，周松青很讲究开票的“质量”。他请的12个会计，都是有证的，不像有的公司，在街上胡乱招几个人，会记点账就行。刚上岗的会计，到周松青的公司开票都要有老会计带。为了提高工作质量，也是为了过税务局的那道关，他对要票方的属地进行了规定，不能光开给本地。为了把假做成比真的还真，他刻了一大麻袋的章，水泥厂的，造纸厂的，化工厂的，要什么有什么，到底有多少章，周松青也说不清楚。后来，工作组查封了他的公司，好家伙，一共查出528枚章！
周松青的公司一开始设在市检察院院内，17家公司都在一起办公，因为进进出出的人太多，也怕要票的见了衙门多少会有些顾虑，周广森就对周松青说，你这种开票的事在这种地方干，我怎么看怎么别扭，你就再找个地方吧……反正公司依然是检察院的，地方在哪儿都一样。周松青二话没说，在城西找了个铺面房，在那儿风风火火地又干了起来。那是2000年4月，离“807”工作组开过来只有4个月的时间。
巧得很，周松青公司往东是银行，往西不远处是黄文龙的大兴公司。周松青爽快得很，你黄文龙要多少票就给开多少票，而手续费也是最低的。
不久，周松青的腰包鼓了，在检察院的地位也随之提高。
出色的“工作业绩”使周松青成了周广森身边的人。再加上周松青是个“知恩图报”的人。这个图报，主要是不断地上供。用周广森常说的话就是“你们干公司的，弄钱总要方便点嘛，我就不客气了……”为了让周广森满意，周松青就小节一小送，大节一大送。当然，除了过节，周松青平时也少不了应酬。
一次，周广森在办公室与周松青闲聊，不经意间说出上面某某领导的夫人曾与他谈起家里要装修但钱没有着落的事。几天后，周广森要他陪着去见那位领导的夫人。周松青心里明白，那一定是要他出钱赞助这位领导的夫人，他是万万推辞不得的。于是，周松青二话没说，带上钱，就与周广森一起去见那位领导的夫人。到了宾馆后，周松青没有上楼，而是将一个装有8万元钱的纸包递给了周广森，自己知趣地坐在车里等着。
如同找到了摇钱树，周松青的钱是不愁了。吃的有了，喝的有了，住的有了，玩的也有了，但他依然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为什么？他觉得自己虽然在检察院上班，但只是在人家的公司里干，还算不上什么正经的干部，更没有权力。他倒不是那么看重权，而是为了脸面。他认为，自己没有考上大学，但如果能在检察院谋个一官半职，也算找回点面子了。再说，这“发票生意”虽然能发财，但能做到几时，有谁能说得准呢？不如提前找出路，当个干部，踏踏实实过日子，享受享受生活。于是，在得到了一张大专文凭之后，就向周广森发起了第二轮攻势。
这个攻势还是送钱。
不久，周松青给周广森一个特大的礼包，礼包里装着60万元港币。周松青将这个秘密一直坚持到得悉自己将被判处死刑时才说出来，这成了他的救命稻草。
周松青的发财梦没有做多少时间，最火的时候不过一年多。“我实际上没有挣到多少钱，因为要打点的地方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