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村。”
1946年5月19日《晋察冀日报》报道说：“已完成‘集家’的‘无人区’，一片荒凉，野草丈高，野兽乱窜，家猪变成野猪，家鸡变成野鸡。人民无法生存，曾几次暴动。不愿进‘人圈’的人，逃到山洞，过着猿人的生话”。
“部落”“人圈”和“治安区”
日军人为制造的“部落”、“人圈”和“治安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没有到过的人是很难想象出来的。
成千上万的人们，被日伪军从“无人区”赶出来，在冀热辽，被圈进土围子和大村的“人圈”里，修建“部落”；在晋东北，被赶进“治安区”和“归大屯”里，情景十分凄惨。1946年3月出版的《北方文化》刊载了丁民同志的《人圈》一文，可以看出“部落”“人圈”“治安区”就是人间地狱。文中说：
“部落里的房子——那所谓新的‘家’还不曾盖起，睡觉吃饭是最要紧的，那就首先打起炕来再说，但新土炕是湿的，烧着劈柴，不时蒸发出白色的水气。夜晚，寒风呼呼地吹着，几家子挤在一个炕上，还像浸在水里一样冰凉。因为这个‘家’还没有打墙，还没有来得及盖屋顶，又没有被子，没有任何一样挡得住寡风的东西，有时下起雨来，飘起雪来，就只得直挺挺的淋着。
“慢慢的高柱子竖起，把墙打起，屋顶上胡乱盖一层草，就算是‘家’了。……
“房子像鸽笼一样紧挤着，那么凌乱，那么肮脏，人和猪、鸡雏挤在一起，因为没有院子，没有空地；到处是粪便和垃圾，是恶心的臭气。炕上是臭虫，身上是虱子，墙上是这些小生物的血印。——在这儿，繁荣的不是人，是细菌；这不是人的家、是疾病、瘟疫和死亡之家。——这就是‘人圈’。”
再看晋东北搬到“治安区”的人们怎样生活？1941年12月间，驻盂县敌大队长士田召集民众宣布：“一，麦子面为军用品，百姓不得私有，遇存麦面达3斤者，枪毙全家；二，百姓除一个月粮食外，其余全数屯集盂县城，限一礼拜屯集完成。”
“人圈”里的人们，衣不遮体，吃糠咽菜，饥寒交迫。日常生活实行“配给制”。农民打下粮食归“大堆”（大仓），按期领粮，不让家里有存粮。每人每年的布匹配给，至多不过3尺。“人圈”里种地、喂家畜也是不自由的。不许到10里外种地，天大亮才开门，天未黑就关门，晚回者就要受罚挨打。以热南“人圈”为例，他们打下的粮食还不够交税，如住宿捐每户每年80元，军需捐每人每季7元，飞机献金每人7元，每人还要交钢钝五个，每个折款5元，一年一次地亩捐17元，还有附加捐等等，总计全年每亩地至少负担80多斤粮食，而长城外的土地平均每亩只产50斤。敌人强迫在平地种棉花，旱地种大烟，收获的棉花、大烟土全部按官价收购交公。宫价就和抢夺差不多，比如热河市价棉花每斤10多元，而官价只给3毛。热河丰宁县茨营子村，每个人折价100元，抽十分之一的捐，100只羊抽30只归“组合”，每只羊只给二三十元，养牛、驴、鸡等都要登记，警察按期检查，喂瘦了要罚款，死了要报销，不然到年头向你要活的。
敌寇想尽一切办法掠夺“人圈”、“治安区”居民的财物。在五台县横岭村，有一个日本翻译官无故毒打民众，结果只好送他白洋500元才算完事。在五台耿镇，有一次，敌特务机关大宴财主，被请者每人都得拿出白洋400元至600元。有时，敌寇公开敲诈勒索。五台高洪口有一家万和堂大财主，被抢去皮箱12个，里面满装着金条珍宝财物。
1944年边区农会派人到晋东北“归大屯”调查，在其报告中说：
五台一区前坪村共40户，男女老少120名，壮年劳动力32个，半劳动力（青壮妇女）16名，劳动力共40个。在风雨及时与劳力耕作的情况与条件下，每人每年平均收获粗粮320斤。自从被日寇制造“无人区”占领后，1944年1月-4月共四个月期间：
出款（十二项）1837.97元（银洋）：第一次148.42元（四项）；第二次出818.86元（三项）；第三次出483.54元（二项）；并出黑钱280元，还出应酬与花姑娘费107.65元。
“人圈”、“治安区”里简直是人间地狱，“阎王爷”随时找上门来。不但农民种地没有自由，而且严禁串亲、走村，做小买卖，从“集家并村”那天起，再不能与外面互相来往。大门日夜有岗哨把守，大批“讨伐队”、“伪警察”、把“归大屯”、“圈子”层层封锁起来。在丰宁县茨营子一村，只有269户，就驻有“讨伐队”76人，在联村里，还有30多个警察把守。凡是青壮年男子，都要编进“自卫团”，每时巡查不能睡觉，白天则要去当民伕，名叫“勤劳奉公”。每个队员，每月要抽出15天到20天“勤劳奉公”，不是修壕沟，就是建堡垒，不是修汽车路，就是到更远的地方修火车道，不是到附近县城当苦工，就是进煤矿服劳役。这种服役没完没了，一直到死为止。
在“人圈”、“治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