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事、平定县知事名义发出这样一个布告：“日管区内的治安确保是永久保护良民安居乐业的，日军与中国官民协议，对于匪区地带设立无人住的地方，在划定无人住的地方内之良民，要移向治安确立的地方居住，这样‘无人区’地带的村庄，计有：平定17个、盂县140个，在布告一星期内，这些村庄均要实行烬灭，不搬的以通匪论罪，严重处罚”。
1941年10月23日刊载吴群同志根据9月下旬的采访而写的《敌寇‘治安强化’下的五台三区》一文中说：
“敌人到了三区，首先对村民下手的是‘并村政策’，老乡们逃到山里，被敌人搜出硬拉出来，用种种‘软硬兼施’的办法，使他们不敢再逃回去。这样，敌人把五台三区划分成三个区：北黑山坪至兰家庄，这一带的老乡被集中于沙崖、兰家庄山下；东峪里、里外河府一带的老乡，被集中于东峪口、陡寺以上；至南坡一带的老乡则被集中于王城”。
“根据敌人所谓‘治安区’与‘无人区’的划分，于是柏兰镇以东明查湾、东峪里、里外河府这一带大大小小21个村子全被敌人放火烧光了。”
“敌人的惨杀暴行，不但施于一般的老乡们，甚至陡寺大庙里的老和尚也因不及逃跑，在庙后高粱地里被敌刺死，外河府的天主教堂，敌人也下令烧掉或拆毁了”。
1941年9月26日《晋察冀日报》报道：
“敌人在平定加紧实行‘无人区’政策，这次出动敌兵200，民夫2000，组成拆屋队、挖窑队、放火队、破坏队、切穗队、镰刀队、抢粮队、搜索队等，30余村200余户，被抢劫一空，近万人流离失所”。
1941年9月29日刊载特派记者戴烨《敌寇的“三光政策”与“井村政策”》一文，该文揭露：
“为了实行‘三光政策’，在四分区，敌人在巩固地区（即抗日根据地）的周围划分了两条线，东面从平山之白塔坡经回舍、西大吾，沿滹沱河北岸之牛城、倾井再经灵寿之朱乐、北寨至行唐、曲阳城；西面从盂县华嘴经上社、下社、会里至五台之河口、耿镇、门限石、石嘴，在这两条线之间的地区，即称为‘匪区’或‘无人区’，就是准备一片‘光’的意思。在此两线之外直达敌人据点附近地方，刚称为‘治安区’。为了区分这两块命运不同的地方，敌人又在这条分界线上挖掘宽2丈，深1丈8尺的深沟一条，并在原有来往道路及敌寇认为危险地带的交界处，架上层层的铁丝网和修筑坚固的堡垒，以割绝两方联络。
“这样四分区的大部分地区即被划为‘无人区’。这些地区是敌人企图全部毁灭的，因此敌人对于这些地区即采取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在平山滹沱河沿岸洪子店至回舍20多个村子，东黄泥至郭苏20多个村子，差不多已全部被烧光，而河北的每一条山沟，如瓦口川、温都河、柳林河、卸甲河、营里河，灵寿的慈峪河，井陉的一、二区，行唐的口头一带，平定三区的四五百个村子，也遭受到同样的命运。总之，凡是敌人到过的村庄，人们都可以看到他们这种残暴的痕迹。
“敌人为了统治便利，曾先后在井陉二区青石岭及平山屯东、侯家庄一带并小村为大村，强迫当地老百姓烧掉自己的房子，扔掉自己的土地，带着破碎的家俱搬到敌人的据点和‘治安区’去过奴隶般的生活。”
上述报道只是局部的情况，但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冈村宁茨指挥下的侵华日军实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的罪行，达到了何等疯狂、残忍的程度。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斩尽杀绝，凡是拒绝离开故土的老百姓，不分男女老少，只要捕获，一律加以屠杀。仅以平山县为例，在1941年大“扫荡”中，平山驴山地区被杀居民700人，被烧房屋1000间；东黄泥被杀居民711人，被烧房屋820间；温塘区被杀200人，郭苏与陈家院被子120多人。这年9月14日（农历七月二十三日），日军一天就屠杀11个村庄无辜百姓1513人，制造了“七二三大屠杀”。在五台狐峪沟一带“扫荡”的日军，仅在双庙村一家农院中即烧杀53人，在该沟7个自然村又惨杀居民34人，一沟共被杀120人。其中两家一个10口之家，被烧死9人，未烧死的一人也被鬼子用刺刀杀死。一个4口之家，被烧死两口，被杀一口，一个女子被先奸后杀。
这次大“扫荡”过后，《晋察冀日报》特派记者朱汉到盂县“无人区”的庄头村采访，他写了这样一段见闻：
边区反“扫荡”战役胜利结束后不久，我到了盂县的所谓“无人区”，那是一天的黄昏，当走到庄头东边的大路上，那儿有块木牌插在路的当中，挡住去路，仔细一看，上面写着。
大日本皇军山西派遣军片山兵团告白：
此为日军管内无居民地带，业经彻底毁灭，如有人胆敢在此行动，即予格杀不赦！
以下是朱汉同志这篇通讯的摘要：
这个“业经彻底毁灭”的“无居民地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
村庄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