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间有三十多公尺长，四、五公尺宽，这么细长的房子，墙上只开了四个窗户，每个窗户既不糊纸，更不装玻璃，全用木板和铁棍封着，猛一看，跟监狱一样。屋子里两排土炕，要睡百十多人，多数矿工没有铺盖被褥，有的只是些席片、麻袋片、洋灰袋纸，煤块、砖头块当枕头。刚进屋的人，黑的什么也看不见。屋子里长年不通风，不见阳光，不打扫，又阴又湿，加上人们身上散发出的汗臭，病人的屎尿，以及臭虫、跳蚤等，就是身强力壮的年轻后生住进去，用不多久，也得病倒了。工人们吃的就更不能提了，除窝头和黑豆饼外，就是用发霉的高粱、糠、花生皮等混合磨成的“兴亚面”。矿工们穿的都是破破烂烂，上下班一身衣服，千补百缀，补钉压补钉，没有替换，也常年不洗。就是这破烂衣服，有的工人还没有。到了冬天，他们只能用麻袋片，广告布、水泥袋纸连起来遮体防寒。
繁重的劳役，加上极其艰苦的生活条件，使大批矿工身染重病。那时，矿工生了病，日寇既不给医药，又不让歇工，只要死不了，就逼着下井干活。如果有谁再也挣扎不起来了，日寇就让“拉尸队”抬着扔进“万人坑”。
1942年春，矿区霍乱流行，成批的矿工病倒了。日寇怕影响出谋，便借口防止传染病，把那些被苦役和疾病折磨得奄奄一息的矿工，强行拉进他们设置的“隔离所”。“进了隔离所，十有九不活”，不是被扔进“万人坑”，就是被送进“烧人场”。据当时“拉尸队”的副队长程重山供认：1942年，经他手扔进“万人坑”的就有200多人，其中有20多人是活着的。另据当时“拉尸队”的一个队员交待，过去每拉一人，可得一元伍角钱。说是“拉尸队”，实际上有许多人还恬着，也被扔进了“万人坑”。煤峪口矿老工人钱奎保的父亲就是被活着扔到“万人坑”的。1941年底，钱奎保和他爹、舅等一家8口，从河南汤阴被骗到大同煤矿，不到三个月，全家就有6口惨死在日寇手里。一天，他爹病倒在大房子里，鬼子查房时，发现他爹没上工，二话没说，举起鎯头就朝他爹头上打去，只见鲜血直冒，鬼子一挥手，几个拉尸的一拥而上，拖着就走，扔进了“万人坑”。
日寇为了掩饰他们的罪行，最初拉尸时，还用烂席裹裹，以后改用草绳捆，后来干脆用两个铁丝圈，一个套头，一个套腿，中间用木棍一穿，抬起来就扔了。据我晋西北地区1940年10月19日的《抗战日报》上的一篇消息说：
黄土沟是人们去口泉的一条捷径，往年路上的行人总是络绎不绝，今年这条路上几乎断绝了行人，即使有人走，也是寥寥无几，原因是黄土沟的死人臭气太大了。每天总有三、五个死人从口泉煤矿拉到黄土沟、这不是病死的便是自缢的或被打死的煤矿工人，总是浑身被剥得一丝不挂，赤条条地躺在那里，让野狗、野狼信口大嚼，咬得血肉狼藉，有脚无手或有腿无头，伤心惨目，莫过于是。
除“万人坑”外，日寇还设置许多烧人场，其中较大的是忻州窑矿烧人场和四老沟矿烧人场。这些地方，常常黑烟滚滚，数以千计的矿工被活活烧死。矿工家属于大女一家5口，在日寇统治时期，跟随丈夫从浑源被把头骗到忻州窑矿。不到一年，大夫惨死在井下，看靠17岁的大孩子在井下背煤度日。后来大孩子病了，日寇硬说是传染病，把他拉到烧人场活活烧死了，几天后，13岁的大女儿也被拉丢烧死。于大女被关迸了“隔离所”，剩下5岁的小孩无人照看，被活活饿死。象于大女一家这样悲惨的遭遇，在大同煤矿还有千千万万，煤峪口矿老工人曾世贵控诉说：1942年8月，我家四口人因饥寒交迫，全都得了病，日寇知道后，怀疑我们得了传染病，不由分说就派狗腿子用铁丝网把我家的门窗封了。我知道鬼子要将我全家放火烧死，便乘鬼子去取汽油时，拨开铁丝从窗口逃了出来。当我准备接妻子和孩子一起逃跑时，鬼子回来了，一把火，将我三位亲人活活烧死在屋内。
残暴的日寇欠下了大同矿工难以数计的血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