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是由里向外关闭的，人群汹涌而来，把闸门挤得打不开，欲出无路，欲退不能。前边的人群被挤压着贴在闸门上，发出愤怒的呼喊和痛苦的呻吟。
后来，木栅不知怎样打开的，守在外面阶梯上的防护团也跑掉了。人流穿过闸门，有如江河破堤，拼着全力往隧道口上冲。我和两位同学因年轻力壮，用尽力气随着人流挤出木栅，昏头昏脑地上了阶梯，终于来到地面上。当时我到底是凌空？是滚爬？还是被人流夹住推出来的？实在是闹不清楚。只觉得一出洞口呼吸到新鲜空气，浑身都感到凉爽、舒畅，瞬即又迷惘、恍惚，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地躺下了。
我那时没有手表，昏睡了大约半个小时又苏醒过来，只听见隧道里传来震耳的呼喊和惨叫声。我从地上爬起来一看，自己躺的位置离隧道口约30米，周围有100来人，有的正在苏醒，有的呆呆地站着，然而，再也不见有人从隧道口里走出来。我低头一看，自己的上衣已经被扯破，钮扣大部夫落，帽子丢掉了，肩上挎包所装的信件、相片、日记本也全部不见了。东西是损坏、丢掉了，但我总算挣脱了死神，回到了人间。
触目惊心的死亡惨状
我竭力定一定神，环视四周，又发现另外有几名同学蹒跚地走着，活象是一个个幽灵。隧道中传来的叫声十分凄惨，我便和两个同学转身跑进隧道，想去援救自己的同学。
我们一进入大隧道，闷热而带有臭味的气流迎面扑来，使人不得不捂住嘴巴。木闸上吊着煤气灯，灯光下展现出一幅惨绝人衰的可怕图画。
地下隧道与阶梯结合部，即闸门所在之处，堆压着二、三十具尸体，堵塞了通往隧道口的道路。在这堆尸体后跪压着无数在拼命挣扎、厉声惨叫而又无法冲出来的人。他们象江里的木排一样，一排贴一排地挤压着。最前面的人俯伏在尸堆上面，后面的人压住前面人的腿，第三个人又跪压住第二个人的腿，第四个、第五个……他们谁都无法抽出身体。通道已被堵塞死了，而隧道深处的数千人仍旧拼着力气想向外挤，致使前面的人群越挤越紧，越压越重，根本爬不起来。人们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在死亡前发出最后的哀号隧道里冲出来的气味更加烫热带臭，我们只好用手帕沾湿了水叼在嘴上权当口罩，跑到阶梯的最后几级。从无数遇难者中，我们看到有六、七位外事班同学被夹在人堆中挣扎。我们隔着尸体探身伸手去拉他们，摸到了他们的手却无法把人拉出来，用尽气力也拽不动他们，只好跑到洞外附近的店堂里敲开门户，借来水桶，搜集到一些茶水送进隧道里，用杯碗盛给离我们最近的遇难者喝。对远处的人，我们无法送水，只好干脆将茶水朝他们脸上泼去，希望他们借这茶水减少一些痛苦，多延长一刻生命去等待教授。
空气实在稀薄，每隔几分钟，我们就被迫要到洞外去换换空气，商量一下又跑进去，心中仍想着营救同学。我们解下皮带，与借来的绳索连结起来，将一端抛到一位同学身上，用手势（因喊声嘈杂）示意他把绳子系在腋下，我们好往外拖拉他。然而这个办法失败了，那位同学的身体不但没有拉动，反而面容大变，双手乱摆，示意我们不要再拉。我们见到他那痛苦的神情，知道再大力拉下去，腰腹即使不拉断也会加速气绝死亡，只好又跑出隧道，茫然无策。
事后我们了解，当时因隧道内没有通风设备，人多空气少，缺氧导致了人们普遍窒息。少数离洞口较近的人幸能吸到一点微薄的新鲜空气，尚有残力冲上阶梯走到地面，我当时就是凭这仅有的条件幸存生还的。大多数离洞口较远、挤压时间较长、呼吸不畅的人，早已是精疲力竭，神志昏乱，虽勉强挤到闸门外，却无力再跨上台阶，一步踏空就被石级绊倒，被后来者践踏、挤压，结果，最前面一群人就这样被压死了，后来的人虽然未死，却又象木桩入地一样动弹不得。他们只有上身躯干还能动动，于是双手挥舞，嘶声喊叫，面色红胀，口角粘着胶状泡沫，衣服因窒息难受，自己抓扯得稀烂。
死神降临
晚上10点多钟，马路上开来两辆小车，从车上走下好几位官员和卫士，有人认识他们是刘峙、贺国光等国民党高级官员。这些人一下车就被在场的群众团团围住，刚交谈几句，东边天际又响起隆隆的马达声，日军飞机又来进行疲劳轰炸了。官员们大惊失色，也不到隧道口去看一看就仓皇乘车溜走了。日本轰炸机再次轰炸了重庆。
大隧道惨案在继续发展，遇难者仍在拼命挣扎、狂叫。突然，有一、二十人从隧道深处跨越人丛的头顶，连踩带爬地摸出来获得新生。他们原在隧道中部，开初因缺氧休克而倒地，没有随人流挤向道口而留在原地。大批人群涌走后，隧道中部变得空荡荡的反而便于呼吸，所以他们躺了一僻清醒过来，体力得到了一些恢复，终于踏着遇难者的头顶爬了出来。
将近午夜时分，洞内凄厉的惨叫声渐弱，遇难者经过四个多小时缺氧的折磨，气息奄奄，面色由红变成紫蓝色，口角的唾沫由白变红渗着血丝，不少人已无声地扑伏到别人身上。我们看见外事班同学龚存悌猛举双手，嘶哑的喉咙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