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跋涉，回头已不见衡阳的影子。
“脱离了危险，顿觉又饿又困。我找到了一个农舍，主人不知去向何处，只见屋内一片被洗劫的惨景。我在菜园里寻到一些豆类、瓜类，狼吞虎咽后，取下门板，和衣睡了过去。
“一觉醒来，太阳已经偏西，我急忙上路，因做情报工作，了解李玉堂将军指挥62军和100军抵进洪桥至樟木镇一线，心想向西再走15公里，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甩开大步一路急行，在一座小山拐弯处，不意与三个日本兵碰个迎面。
“三个日本兵中两个人挑着血淋淋的牛肉和猪腿。另一个腰横战刀，戴高度近视眼镜，大概是个军曹，我心中叫苦。狭路相逢，已避不开，只好硬着头皮向前走，企图侥幸闯过，这个想法太天真了！
“日本兵二话不说，让我向后转，将担子压在我肩上。我在前面走，他们跟在后面，咿哩哇啦说着日本话，不时发出阵阵狂笑。七弯八拐，竟然又看到了分别不久的衡阳城。我的第二次逃跑又告失败。
“我被送回俘虏营不久后，又遇到出劳工的机会。在路过一个集镇时，我又一次果断行动，混入赶集的‘良民’群里，由好心的乡亲指路，我几乎是一路跑步，经泉溪市奔向衡山与攸县交界的铁丝塘。
“在铁丝塘，我找到了一支抗日游击队，一名姓陈的领导给我开具路条，把我送到永兴至郴州的路上时，已是中秋节的第二天了（10月2日——笔者注）。
“当时第九战区长官部在郴州，我在这里以衡阳突围将士的身份受到抚慰。几天后，我登上郴州开往广东埤石的列车，取道连县，过广西贺县、荔浦，徒步跋涉，跨过柳江，直奔宜山，向李玉堂将军重新编组的第10军报到。当我终于见到第10军大门的哨兵时，不禁热泪涌流。我以必死而未死之躯，在47天惊天动地的衡阳保卫战之后，冒千难、历万险，三次逃离虎口，穿越湘粤桂三省，终于又回到了抗日的队伍。”
惨烈悲壮的衡阳保卫战失败时，城中的中国官兵约有3千余人，这其中有千余人因伤病和日军迫害先后死去，如以上所述的城破时突围和被俘后逃走的人毕竟不多。随着时间的延续，方先觉等高级将领的命运越来越被全国民众、军队和最高军政当局关注。那么历史在他们身上是怎样发展下去的呢？
史料记载，日军将方先觉等被俘将领关押一个多月之后，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和汪伪政府导演下，上演了一幕将第10军改编为伪和平军的丑剧。日伪取方先觉的“先”字和和平军的“和”字，将新编的部队命名为“先和军”。以方先觉为军长、孙鸣玉为参谋长，下设4个师，师长分别为原第10军在衡阳守城的师长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和饶少伟。日伪向几位将军各授“任命状”一张，日式军刀一把，并将驻地的内层岗哨撤掉，只留下几个名为“联络员”、实为监视他们行动的汉奸。
10月初的一个夜晚，周庆祥和孙鸣玉越窗而逃。日军没有追捕到他们，又恢复了军部的内层岗哨。
11月21日夜10时，被软禁在东洲小岛的饶少伟烧掉“先和军第4师师长”的任命状，将那把崭新的日式军刀扔在床下，与原暂54师司令部的甘印霖一起，冒着蒙蒙细雨，驾着一只破烂的木船驶向对岸。
这是饶少伟与副官林权经过多日谋划和准备而进行的一次逃亡。船靠岸时，两位农民接应他们，几个人又悄悄渡过耒河，在泉溪市一位农民家中，与99军谍报队取得了联系。在谍报队员的护送下，到达郴州九战区长官部。
方先觉逃离衡阳的记载散见于海峡两岸和日本的一些史料。其中以台湾国防部情报局编印的《戴雨农先生全集》中所记较完整：
防守衡阳之第10军军长方先觉，率部坚决抵抗，不屈不挠，所部伤亡殆尽，始力竭被俘。戴先生（戴笠，字雨农）即令（军统局湖南站站长）金远洵不惜任何代价，设法救他脱险，以励忠贞。金转令衡阳组组长黄荣杰负责办理。
……黄荣杰探明实情，了解天主堂的四周环境，拟妥周密行动计划，乘（农历）9月5日风雨交加之夜，敌军疏于防范，亲自潜入天主堂，救方出险，完成艰巨任务。
后来，葛先才与容有略也逃离了衡阳。
成立“先和军”后，军长与各师长被分开，史载，逃跑行动也是各行其道，分别进行的，但是，逃出衡阳的将军们，不谋而合地一致返回重庆。他们想过没有，是什么在重庆等待他们？
日军大本营陆军作战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在他撰写的《大东亚战争全史》中说：
此次衡阳之攻略，使我感知中国军战意之旺盛，尤以前经投降之各高级官员，在经过巧妙伪装其态度，终于突然逃脱，返回中国方面。
抵抗，投降，逃亡。
一个巨大的弯曲形成了中国抗战史上最大的一个问号。
作为回顾这段历史的本书笔者，我被这个结实地挂在我心脏主动脉血管的问号坠得胸闷气短、冷汗淋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