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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休的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姜亚勋的记忆中，衡阳守城作战的每一天都十分清晰。身为当时的第3师参谋主任，对那场作战结尾的情景记忆犹新。在这段一个城市和一支部队的历史中，也有他个人历史中最难忘却的一笔：
“守城作战中，我们师司令部住在铁炉门附近的红莲社。第3师打过多少仗，这次伤亡最大。我处里两个参谋下去当营长，一死一伤，司令部安排第9团团副苏逐到下面当营长，当天就牺牲了，四五千人的一个师，城破前只剩千把人，其中多数是伤员。
“8月6日那天晚上，190师副师长潘质给我打电话，说青山街、易赖街基本是空的，只是敌人不知道，敌人随时可以走大路进来。我说，这个时候了，还没有考虑过突围吗？潘说：‘要突10公里才能突得出，那么多伤员，怎么可能呢？’
“7日早晨，周庆祥叫我到指挥所去，他指着十几部电话对我说：‘你守住了这些电话，有事情打电话到军部联系，没有我的命令你不能离开。’说完，就带着参谋长张定国走了。
“上午，情报人员报告，黄土岭没有人了，打光了。我打电话到军部报告师长，参谋长张定国的回答只有一句话：‘我知道了。’
“下午约4点钟，情报人员报告，发现天马山阵地插了一面白旗。我一愣，那是我师9团的阵地，团长肖贵田，衡山人，原来是师的副参谋长。为什么插白旗？我不了解。
“我把这个情况又打电话报告在军部的师长。还是张定国接的电话，还是那一句：‘我知道了。’我想同张定国再说几句，还没开口，张说：‘你不要随便讲话。’我不明白这时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晚上，我得知方先觉派能讲日语的军副官处长张广宽同敌人取得了联系，约定由方先觉与日军师团长双方晚饭后在中山堂进行‘有条件’投降的谈判，但方先觉在那里等到晚上12点日方也没有人来。
“第二天天亮时，我还守在师指挥部，过去曾在司令部当过参谋的营长穆鸿才跑来找我，见面就说：‘怎么还不快走？’我说：我奉师长命令守在这里。
“穆鸿才两步走到桌前，将电话机乱捧乱砸一气，对我吼道：‘守！守！日本人进城了你晓得吗？你是想让人家一刀砍死你！’
“说着，他拖着我就往外走。我身上还有一只快慢机手枪。他见到后一把抢过去扔在一边。
“路上，枪一堆一堆的。日本兵持枪列队站在各个路口，中国兵从各个阵地走出来。日本兵划了一条路，一律到山上名叫西禅寺的庙里集中。
“那里变成了一座集中营。
“西禅寺是一处制高点，守城战斗在这里争夺得非常激烈，我们一路上踩着、迈着地上的一具具尸体——那都是我们自己士兵的。建制乱了，谁也找不到谁了，不像是军队，像一群被人驱赶的羊，乱糟糟地走。
“在快到西禅寺的路口，我看见了师长周庆祥，他正和军参谋长孙鸣玉在一起站着。师参谋主任和军参谋长打交道多，我和孙很熟悉。
“我走到他们身边时，抬头望一望这两位长官，相对无言。
“这时候美国飞机飞来了，在衡阳城中到处扔炸弹。不管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统统炸。我心里很悲伤：投降了，不是盟军了。
“关在西禅寺中，四周都是日本人的机关枪对着。我还是前一天早上吃的饭，饿极了，就扯野草往肚子里填，人一饿，虚汗就一个劲地冒，浑身发软。渴极了的时候，我们脏水、粪水也喝了，泡尸的水也喝了。到处是苍蝇、蚊子、老鼠。
“在西禅寺关了整整两天。日本人在城里搜索完了，又赶我们回到城中铁炉门一带。路上，实在饿不过了，一生一世都会记得，跑到路边一个老百姓家（老百姓早就跑光了），翻出一块毛芋，正要吃。一个日本人看见追上来，扇一耳光，把我打倒在地。
“在铁炉门关押处，日本人不给一粒粮食，美国飞机又飞来炸，让这两群外国人给整惨了。一次飞机来轰炸，我刚扑进一个防空洞，一颗炸弹就爆炸了。
“又过了两天，日本人给一人一天二两糙米，怎么够吃？我们在准许活动的范围之内到处找老百姓藏的粮食，有人找到了一点，就烧点粥大家喝几口。后来，死马肉也吃了，皮带、皮箱、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那些在打仗中受了伤的人，连病带饿，一个一个地都死了……”
震惊全国、影响波及海外、极其悲壮惨烈的衡阳保卫战，自6月23日至8月8日，历时47天，成为抗日战争历史上耀眼的一笔。如果将这一战的句号画在方先觉率诸将领向蒋介石发出的“最后一电”，那么历史便成为一些人眼中的史诗和颂歌。但令人痛心的是，历史就是历史，它并不承担按照人类简单的审美天性去发展的义务。“最后一电”发出之后不久，衡阳之战由观念上的结束转到现实中的结束的时候，方先觉决定与日军进行“停战谈判”。
对于这样一个突然的转折，尸体已经腐烂的中国官兵们不知道，当时衡阳以外的中国军队、人民、舆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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