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演歌”
成为每场必上的节目，并几度远涉大海来慰问在异邦作战的士兵。此次来华，是政府对于帝国内渐渐抬头的悲观情绪采取的一系列对策其中一项。
慰问团一行三十余人，到达武汉11军军司令部时，军部又让该军二十余人的军乐队陪同前来宜昌。无奈仗已经打到门口，无法出城到各阵地巡回演出，只好在城中慰问伤兵。
最后的一个节目，妆化得很重的青年男女舞蹈演员们表演起民间最为流行的舞蹈。舞到一程，漂亮的女演员躬身请起卫生兵和尚能活动的伤兵参加进来，于是和服与军装相杂，绷带与笑容参照，岛国情调的优美音乐与金属破碎的枪炮声汇成一片不和谐的交响。
10月6日天亮前的黑暗之中，惊天动地的炮声将小城宜昌密密地包裹起来，四下的喊杀声如决堤的江潮。天色微明时，浅草艺术团的少男少女们看见一队队的担架飞快地抬入他们曾经演出的野战医院。16岁的双胞胎舞蹈艺伎姐妹之一的美蕙子流着泪问带队的秋鹤：“夫人，我们还能回到东京吗？”
50多岁的着名舞蹈艺术家秋鹤说：“能。英勇的阿南将军正挥师前来，这几天就要到了。为他祈祷吧，孩子。”
激烈的战斗进行了两昼夜，退缩在城郊的日军拼死抵抗着中国军队的进攻。驻汉口的日军第3飞行团组织所有轰炸机支援防守宜昌。据战史载，该部出动飞机轰炸在宜昌外围进攻的中国部队，4日62架次，5日80架次，6日74架次，7日96架次，8日64架次，9日高达125架次，那天有的飞机竟飞行4个往返。
10月8日清晨，94军所属的一支部队乘船由西岸驶出，从上游绕过葛洲坝，在黄草坝北端登陆，上岸后沿大坝向南，摆开在与宜昌城相隔一华里宽的长江分水道的江岸。上午，这个新设置的阵地有效控制了宜昌城西侧日军阵地，一颗颗迫击炮弹隔江飞到城郊日军阵地，轻重机枪打得日军不敢抬头。与此同时，32军第9师、99军一部也向市内压缩，包围圈逐渐缩小。
10月9日，对于中日双方都是非常严峻的一天。日军脱离湘北战场，阿南抽调各师团精兵组成一支快速部队星夜赶往宜昌，六战区部队离攻克宜昌也只差一步之遥。
城内日军伤亡惨重，野战医院连操场都躺满了伤兵，呻吟声此起彼伏。内山召集司令部内的勤杂兵员、卫生兵、伙食兵、军械维修人员和已经送往医院的伤员中还能拿枪射击的人，给每人发枪发弹。正在集合时，内山耳畔传来一声悦耳的小号。这个不看时候，还在练习演奏的军乐队员提醒了内山，将第11军军乐队二十余人也编入这支共388人的特殊部队。
这支队伍将仓库内的数百袋大米搬到师团司令部外围垒成工事。内山师团长对秋永参谋长说：“还是不要相信有什么奇迹会发生吧！”
城外。陈诚十分吃力地压抑着内心的焦躁，时间分分秒秒飞速掠过，他已几次向蒋介石要求延长攻克宜昌的最后期限。蒋介石10月2日下令3日内攻克宜昌，陈诚4日电报请示，将克复日期延至8日。蒋介石在同意的同时向陈诚通报了湘北日军撤退情况，要求绝不能迟于8日攻克，否则将前功尽弃。陈诚6日发起总攻，部队受日军空中和地面双重拦阻，8日仍在城外。陈诚只得再次请示，于“双十节”那天务必攻克宜昌，蒋介石没有回电答复。
陈诚感到自己已无路可退。
10月10日凌晨2时30分，六战区再次发起总攻。
投入作战的各种火炮共计140门。以140为计算单位的炮弹从各个方向砸向日军阵地的各个角落，直到炮兵们借着爆炸的闪光再也看不见可供射击的完整目标。
步兵嘶喊着，洪水般卷入城区，躲在暗处的日军机枪鼓荡起狂风将一批又一批士兵吹倒，紧跟着便又有同样多甚至更多士兵涌了上来。城区边缘尸体密铺几层，早已分不清战死的是哪国的士兵。没有半丝喘息的枪炮声汹汹涌涌地，托出一轮鲜红的朝阳。最先看见朝阳的是宜昌城内日军最高指挥官内山英太郎。当时他站在原为宜昌银行的这座小城市中唯一的三层楼建筑的顶层，面朝朝阳进行默祷。当太阳升起时，他恍然感觉天和地都是红色的，身旁的长江也是红色的，他感觉长江流淌的是一江血水——中国人和日本人的鲜血。战后，他曾将这个奇怪的感觉告诉了一位记者。
这位记者写了一篇详细描述宜昌守城之战经过的通讯，刊载于日本本土一份名为《樱》的刊物的1942年第3期。在那个清晨，他得到的报告是，四面的阵地正在崩溃之中，据估计战死与重伤的士兵各在5000左右。
8点钟，他走下楼的底层。作战指挥室内，参谋长秋永力、参谋星野一夫中佐、本只三少佐、泉茂大尉、副官菊地重规中佐、兵器部长山贺治郎中佐、供应部长马俊夫大佐、军医部长松木宽治大佐、兽医部长加藤宽一中佐在等他。
秋永力将他起草的致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的诀别电报念了一遍。屋子里，一只椅子上披着104联队在全部“玉碎”之前托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