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发泄在校园里的嫉妒的方式，与成人社会底层人群发泄嫉妒的方式是一样的。正因为他们也是底层人群，所以他们最容易被号召起来造反，并且最乐于接受“造反有理”的口号。十几里的公路两侧，除了“经济开发区”和一排排小店铺(它们使人联想到穿着旧布新染的外衣，但衬衣衬裤没得换，线缝隐藏虱子的儿童)，还有仿佛连绵不断的摊床。一有车辆停住，摊主们雇的些个农家姑娘或少女，便蜂拥而上招徕生意。有那手头拮据的摊主，干脆鼓励自己的女儿们浓妆艳抹了去守摊儿。
十几里公路两侧，也像城市的步行街两侧一样，涌动着商机和欲望。只不过与城市的步行街相比，十几里公路两侧，涌动着的是原始的商机和人初级的欲望。
城市日渐旺盛日渐亢奋的生命力，通过公路向郊区野心勃勃地膨胀，刺激着公路两侧原始的商机和初级的欲望别出心裁不择手段地共生共存又激烈竞争……
赵卫东站立在“疗养院”中那尊毛主席像下，望着城市的方向，自哀自怜的程度，犹如冤魂站立在通往阴曹地府的“望乡台”上，索望着自己被索命小鬼用铁链牵拽而来的阳间家园。
他在心理上强烈地排斥那一座城市的存在。他完全不能理解，在一座很难看到一条政治标语，几乎触目都是经济口号和商业广告的城市里，人们怎么竟生活得那般无所谓似乎又那般的习以为常?倘整个中国都已变得像那一座城市一样了，那么他也完全不能接受中国的现实。
在他想来，一个国家政治内容少，那就像空气中的氧成分稀薄一样的呀!
怎么普遍的人们会不感到缺“氧”呢?
不整天呼吸政治这一种“氧”，人们的头脑又为什么而进行思考呢?在头脑严重缺“氧”的情况之下，人的头脑又何谈进行有意义的、积极的、严肃的思考呢?人的头脑倘不用来思考政治，那么人岂不是像动物一样，只须长着一颗头就够了，而不需要有头脑这么高级的东西了吗?
红卫兵“长征队”之队长的头脑，对“政治”一词及其所代表的范畴时时处处的迫切需要，是“文革”开始以后才形成的心理现象。“文革”前他是全校出名的“走白专道路”的学生。“走白专道路”也就是不关心政治。所以“文革”一开始，他不得不明智地要求自己——得比全校乃至全县一切学生都更加关心政治，也得表现出比别人们高涨十倍百倍的政治热忱。唯此才能在政治面貌方面争得和别人一样的资格。他最初只想争取到那样一种资格罢了。并不敢奢望再多获得一点儿什么。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政治尽管对别的某些人很残酷，对他这个解放前小业主的儿子却似乎特别的慷慨和宠爱。他的口才使他不久便当上了县“红代会”的常委。而且，他的家庭小业主的成分，也由县“红代会”重新派人调查，重新划定为“贫农”了。多好的成分啊!与工人阶级平起平坐的成分啊!解放以后，他的父母因了“小业主”这一成分，人前矮三分，整天低三下四地过日子。可现在简简单单地就改过来了!既然他已经是县“红代会”的常委了，那么他的家庭成分当然应该是贫农而非小业主。事后他知道是省城一位“造反派”大首领指示必须那么做的。因为他是全县第一个公开刷出标语支持对方所率领的“造反派”夺省委的权的。他那样做仅仅是凭着一种像对考题一样的敏感反应及时地表现“革命”而已，本不存在什么非分之目的。而对方竟派了一名曾是省委中层干部的“联络员”，秘密来到在省里不起眼的小县城寻找到他，单独与他会谈了一番。那“联络员”三十六七岁，曾是前省委的一位处长，与李建国任县长的父亲同级。两个人会谈的全过程，心理上都是那么的不自然。在县“红代会”常委赵卫东这一方，坐在对面的不但是一位成年人，而且是他在当时那个年龄所见到的身份和地位最高的一个人；在对方，他是全省最大的一派“造反派”的首领所重视的一名红卫兵小将。他前途无量，不定哪一天便会平步青云，扶摇直上，成为省里叱咤风云举足轻重的一位大权在握的政治人物。所以他对那“联络员”诚惶诚恐，显得受宠若惊；而那“联络员”也对他恭敬有加，显得有意巴结。那“联络员”告诉他，省委已被夺权，原班人马皆成永世不得翻身的“走资派”，命自己秘密前来的人，不久将成为新省委的第一二把手。还告诉他，未来新省委的第一或第二把手，希望他再有一些突出的政治表现，以作将来接管新县委大权，并进而到省城去为新省委担当重任的资本。“联络员”离去后，由“白专道路的典型”而红卫兵而“红代会”常委，因是“红代会”常委了，便由“小业主”的儿子而“贫农”的儿子的高三学生，彻夜难眠。他从而一百八十度地转变了对政治的态度。他想政治可真像一双钉鞋啊，若被一般的人穿了，不要说跑了，就是走一般的路，比如柏油马路、铺砖人行道、土路和山路，那也将是多么的不舒服多么的累脚的事啊!而且肯定会脚踝跌跟头磨出双脚泡的吧?但若被不一般的人穿了，情况却是多么的不同哇!只要是走在一条绝对正确的跑道上，即使不跑，即使只是装出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的样子，竟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