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儿“中译日”的文字翻译工作。既可以打发寒假漫长的日子，又可以实践实践。说她的中国同学建议她来找我。说她们告诉她，我是个很热心又很乐于帮助别人的人，几乎有求必应……我见她局促得快哭了。我暗恨她那几个怂恿她来找我的中国同学。而她那种局促不安的模样，又顿时使我心慈意善到了极点。我将椅子搬近她，和她面对面坐着，促她先喝完那杯咖啡。咖啡已经不太热了。她喝完后，我又为她沏了一杯。
我问她为什么放了寒假也不回日本去？
她说舍不得来回那一笔路费。说她到中国留学，完全是靠自己几年打工挣的钱。
我问她家里难道在经济方面就一点儿也帮不上她？
她摇摇头说帮不上。沉默了一会儿，似乎觉得这么回答了我还不能理解，又低声说：“我家是日本的穷人之家。”
我第一次听一个日本人当着我，一个中国人的面承认自己在日本是“穷人之家”。池田老先生当然不是日本的穷人。他给我看过在横滨他家的照片。一幢美观的小二楼。有院子。院子里有红花和绿树。院门口停着小汽车。他的子女们都已成家立业了。他和老伴儿过着无忧无虑的晚年生活。他是个再没什么心可操的较幸福的日本老人。彬本先生当然也非穷人。早稻田大学的正教授，“中国近当代文学研究所”所长，这两点保障他即使在退休以后，也能过着体面的日本水准的中产阶级生活。
“那么你父亲是从事什么职业的呢？”
“我父亲从小腿不好。患小儿麻痹留下了后遗症。没念过几年书，所以一生都在做杂役。现在快老了，说不定哪一天就做不了杂役了。那时，他的抚恤金将够维持他自己的温饱了……”
她的声音依然很低。但是不再那么局促了。也许由于身上暖了些。屋里也暖了些，她捧着杯子的手臂不发抖了。
“你母亲呢？她是不是也有份儿工作呢？”
“我母亲年轻时也做过杂役。生了我以后，就不再工作，一心一意抚养我。日本儿童的入托费很高。这是许多妇女一有了小孩儿就不再工作的原因之一。极少数的妇女小孩儿大了之后仍能重新找到一份工作．而我的母亲很难。”
“为什么？”
“她也只念了几年书。没有长技，人也长得不漂亮……”
于是轮到我同情地望着她，久久沉默了。
“我的父母都是北海道农村的人。后来到小市去的。我生在那个小市，长大在那个小市，我说了你也许不太相信，我因为到中国来留学，得在东京乘国际飞机，才去过东京。我们北海道人常常觉得，仿佛被日本遗忘了。而我觉得东京一定是排斥我这样的女孩儿的，尽管它实际上不是我想的那样。可我还是免不了总那么想……”
我说：“我家也是中国的穷人之家。靠写小说并不能使一个中国人由穷变富。起码，从我身上看，目前仍证明着这点（当年乃八六或八七年，国家规定最高稿酬每千字二十余元）。你瞧，这虽是我的办公室，可是却不得不摆两张床。晚上我和我的老父睡在这儿。这儿晚上很冷。我是北方人。我们中国北方人，也常有种仿佛被中国遗忘了的感觉。尽管事实上也不是那样。中国太大，只不过‘改革开放’，使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发展，显出很大的差距了。而且我敢断言，差距还将扩大下去……”
她终于缓缓抬起头望着我了。
见她眼中已没了闪耀的泪水，我微笑了。我希望她能明白，我是多么同情她又是多么理解她。我想她是明白了。一个人，尤其一个年轻姑娘，倘在我面前感到局促，也会使我变得局促起来，内心里非常别扭。不仅是那两杯咖啡打消了她的局促，显然也还是由于我的话，而我正是因此才那么说的……
我陪她聊了一个多小时。
她走时，我将所有能找到的，我自己的书一一找出，签了名，盖了印章，送给她。还送给她一只漂亮的景泰蓝花瓶。我的一篇获奖小说的奖品。
并且，我给当年的“日本文学研究所”的朋友写了一封信，鼓励她去推荐自已。一半诚心诚意的，一半是虚与委蛇。但我想，哪怕使她在中国感受到儿分人对人的热情也好啊！
大约半年后，我收到了她一封信。寄自日本。信中说了不少感激的话。说她自忖希望不大，并没带着我那封信去找我的朋友。说她已没有经济条件继续在中国留学了。说她认真想了想，就算自己把中国话学得顶呱呱的，又能对谋到一份理想的职业起几分作用呢？也许恰恰相反，反而使自己的谋职范围变得狭小了。说她又回到了北海道，在一家小餐馆挣钱。不过不是在前堂当招待，而是在后厨当杂役……
字里行间．几处出现“像我这样的日本姑娘”一语──自怜而又无奈之衷，甚于对面忧忧言表。
她写下了住址。写下了电话号码。寄了一份北海道交通图。用红笔在图上圈出了她那个小市镇。并在半张白纸上．标出她的住处，她打工的那小餐馆，在那小市镇的方位……
然而，我没回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