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你是在友谊宾馆交上了一位女友么？”
我说胡扯！那是冒名的我。
她就笑了。又说：“听来那是个难缠的女人。我一猜就是冒名的。你自己妥善处理好。她还给厂办打了电话，别让她继续滋扰下去就行……”
文学部主任替我向厂办解释了，厂办也就没将这件事当成一件事儿。
下午我在家中写作时，一个陌生的女人来访了，三十多岁，高挑的身材，衣着颇时髦，形像也还看得过去的那一类女人。端正的高鼻梁上架一副银边眼镜，斯文又矜持的模样。
她不待坐下，就急迫且怀疑地问：“你真是作家梁晓声？”
我反问：“那么您就是和另一位作家梁晓声交上朋友的女士啰？”
她不回答我的话，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我看，连说：“不像！不像！他高高的个子，挺英俊的。”环视着我那不足十二平米的唯一的房间，又说：“他住在兆龙饭店！他怎么会住这种地方呢？”
听她那口吻，倒好像我是冒牌儿货。
我不再说什么，低了头默默写我的。巴望她识趣儿些，不要继续侵占我的时间。
“那么你不是上将的儿子？”
我说：“我是建筑工人的儿子。”
“那么你家里也没给你留下值三十万美金的房产和值四五十万美金的名人字画？”
我说：“对。”
“你也没有日本护照？没有可以在日本长期居住的资格？”
我说：“没有。”──仍不抬头看她，不过一边写一边简短地回答而已。
“可他说，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任正教授，介绍中国近当代文学。他此次回国，是因为有美国人要买他家的房产和字画……已经成交了，住在兆龙饭店专等着收到从美国寄来的支票……”
我说：“女士，你起码应该相信你自己的眼睛。我不是那位作家梁晓声，这已经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而且我对那位作家梁晓声也不感兴趣。请不要再跟我说他了吧！”──我还是不抬头看她。懒得抬头看她。
“他对女人说话也比你温柔。语调很多情。目光更那样儿。我在友谊商店买衣服，他一直从旁打量我。后来就走到我身边，建议我应该买另一件。说另一件的色彩和款式更适合我。我本来只不过看看，并不想买的，经他一说，倒不好意思不买了，钱不够，他还替我垫了二十多元，后来就请我吃饭……难道……”
我终于抬起头，望着她冷冷他说：“毫无疑问，女士，您遇到了骗子。”
“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呢？好好儿的一件事儿，怎么会变成这样了呢？……”
她失落极了！意思分明的是──我也并非一个容易上当受骗的女人啊！可我却想到了样板戏《林海雪原》那句流传广泛的台词──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
我并不将她视为狡猾的狐狸那一类女人。恰恰相反，我觉得她整个儿一个傻大姐！不可思议的自我感觉良好的傻大姐！骗她这样的女人，那冒名的作家梁晓声甚至在“战略战术”上未免太“正规化”了。也许玩儿闹着似的，就足以将她骗了。
“梁晓声还借了我六千元钱……”
我一听，心里可就幸灾乐祸。我半点儿也不同情她。半点儿也同情不起来。正如没法儿不幸灾乐祸起来。分明的，她的损失不仅在金钱方面。
“那可是我好不容易攒的六千元钱……”
一个女人，如果能将自己“好不容易攒的六千元钱”，给予一个才认识了没几天，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了解的男人，那么他进而把她弄到床上去，也就是既顺理成章又顺便儿的事了。
我心想──活该！你又不是不诣世事，天真无邪的少女，那么简单那么“程式化”的伎俩就把你从钱和性两方面都骗了，只能怪你自己。我心中还是半点儿也同情不起她来。只觉得她令我鄙视和厌恶。
我问：“那个梁晓声答应带你去日本吧？”
她微微点了一下头。
“还答应和你结婚？”
她又微微点了一下头。
我站起身，冷冷地说：“那么你就别在我这儿耽误时间了呀！快满北京寻找他去呀！正如你自己说的──好好儿的一件事儿。找不到他，不就是美梦一场了么？”
我一边说一边走出家，站在家门外，一手拉住门不使门关上，一手做向外恭请她的手势……
她当然明白了我是在向她下逐客令。
她一边低了头往外走，一边嘟哝：“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好好儿的一件事儿……”
我见她已泪眼汪汪。
她走后，我静下心一想，我这作家梁晓声，明知另有“一位”很帅的，善于奉迎女人心理的，是上将独生子的，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任正教授的，马上就有一张近百万美元的支票到手的“梁晓声”，兴许正在别的什么地方又以同样的伎俩对别的女人行骗，我这儿“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似乎也太没起码的社会责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