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人束手无策，这就是如何将五张五，换算成二十四点。一段时间内，这几乎是一个死题。然而一名小学生在上厕所的时候，突然令人难以置信地算了出来。三十年以后，这位只有四年级的小学生，成为全国著名的数学家。
新县长不许嫖娼不许纳妾的主张，似乎压抑了梅城里人们的性能力。由于新生活运动来势凶猛，不安分的男人不得不采取别的通融办法，大家注意到新县长的太太，是新县长和农村的黄脸婆分了手以后新娶的。这个了不得的发现顿时被男人们加以合理利用，新生活运动开展了三个月以后，一场新的声势浩大的离婚热潮，像瘟疫一样在梅城里流行。人老珠黄的女人们，纷纷在解除包办婚姻的幌子下，从家里被撵了出去。而被逼改良的妓女，却打着恋爱自由的招牌，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寻常百姓家。新生活运动还没到半年，新县长成了梅城中弃妇们唾骂的对象，这些弃妇中，既有被迫离婚的女人，也有因为找不到男人，生活没有了经济来源的妓女。在一次公众集会上，正演讲着的新县长，突然被一群冲上主席台的弃妇们揪住了。她们大喊大叫，揪着新县长的头发，拉掉了他的金丝眼镜，扯去了他第一次上身的新外套。一位刁的妓女，趁乱在新县长的下身狠狠地踢了一脚，等到警察吹着哨子赶到主席台上，新县长像一只虾子那样哈着腰，正捂着自己的要害在讲台下面打滚。
从这以后，无论新县长出现在什么地方，他的身边，总是像狗一样地跟着几名警察。当人们私下里议论新县长的睾丸很可能破裂的时候，他已经又一次出现在周末的舞会上。全民大跳舞，是新县长提倡新生活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本地乡间流行着一种小秧歌，这种逢年过节在街头自发表演的舞蹈，被新县长赋予了新的寓教于乐的意义。提倡全民大跳舞的本义，是为了提高大家的身体素质。中日的军事对抗已经不可避免，作为地方官员，新县长觉得自己有义务，让所管辖的老百姓一个个都像牛一样结实，以便于在即将来临的抗战中，穿上军装便可能成为战士。每到周末，大街上拉着以往只有过春节才会有的彩灯，万人空巷。人们踩着锣鼓点子，兴高采烈地跳到半夜。
步入晚年的哈莫斯常常产生一种隔世的感叹，这是典型的老年人的心态。在年轻时，所有发生在中国的巨大变化，他似乎还能预料一些，可是到了风烛残年的垂老之际，他的思维开始跟不上社会发展的节拍，他的思路开始混乱，不止一次把已经过去了的历史事件混淆在一起。梅城的变化实在太大了，哈莫斯第一次出现在这个城市的时候，不过只有一条肮脏不堪的街道。那时候的梅城和中国其他的南方小城没有二样，落后保守充满着强烈的排外情绪，男人们的脑袋后面拖着一根辫子，这辫子曾经被西方人讥笑为猪尾巴，女人们则一律三寸金莲的小脚。跑起路来，像风摆荷叶一样晃个不停。几十年过去以后，哈莫斯重新走在梅城的大街上，他根本无法相信这座喧嚣的城市，确实就是过去的那座城市，小伙子在街上骑着租来的自行车，戴着小墨镜，小分头抹得油光锃亮，后面载着女学生一样的年轻姑娘。传统的旗袍两侧的开衩越来越高，用陈妈的话来说，就是高得露出了屁股才好。
保守这样的字眼已经不适合形容梅城人，离婚早已不是丑闻，改嫁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自由恋爱成了一句口头禅。大街上，从沿街的窗口里，用竹竿挑出了红红绿绿的女人内裤，肆无忌惮地晒着太阳。从女人的内裤下走过会不吉利的忌讳已不复存在，轻薄的男人们常常停下步来，仿佛看西洋镜一样，昂首注视那些红的绿的内裤，然后窃笑着议论一番。落伍的哈莫斯也失去了继续写书的兴趣，他陶醉于自己的藏书中，对梅城所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越来越难理解。在大街上漫步的哈莫斯，和在书房里读着中国古书的哈莫斯，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他们分别生活在中国的现实和历史两种不同的空间里。大街上的哈莫斯对梅城的现实充满了不理解和怀疑，而书房中的哈莫斯却对中国的历史五体投地，敬佩到了极致。从大街上走过的时候，哈莫斯想不明白，为什么在这样一座城市里，会出现胡大少这样的历史人物，会出现胡天和胡地，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在这定居，最终也成为这座城市历史的一部分。
战争说爆发就爆发了，日本人先是在华北，然后在上海，和中国的军队展开激战。很快华北沦陷了，上海沦陷，首都南京也让日本人占领。小小的梅城和大上海的租界一样，成了处于沦陷区中四面被日本人包围着的孤岛。由于梅城的别墅区住着不少西方人，有许多属于外国人的财产，日本人对梅城网开一面，一直让它处于十分奇怪的中立状态。提倡新生活运动的县长带着一帮游击队，沿着胡天当年逃窜的路线，和日本人顽强地周旋着，终于在两年以后，在狮峰山下，在日军和伪军的合围中，全军覆没，县长本人壮烈牺牲。
大量难民像饥馑的年代那样涌向梅城，结果梅城的物价在短期内，迅速飞涨，涨到了让穷人都快活不下去的地步。教堂门口，又一次架起了熬粥的大铁锅。为数众多的汉奸也跟着混入了梅城，他们到处煽风点火造谣惑众，结果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