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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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钦差大臣对新任的储知县十分满意，这自然首先因为储知县办事有效率，在短短的时间内，将教案的钦犯全部捉拿归案。以胡大少为首犯的八名暴徒，除阿贵畏罪自杀，其他虽然遇到不同的麻烦，毕竟统统都抓到了。继杨氏二雄和老二之后，又一个落入法网的是屠夫马家骥，接下来是胡大少的军师诸葛瑾和袁举人的公子袁春芳。晚清官场十分腐败，地方官常见的，都是一些混饭吃的无能之辈。钦差大臣唯恐地方官员胡乱捉人，屈打成招酿出什么冤案来，因此事必躬亲，亲自过堂讯问好几次。果然天衣无缝，口供笔供都千真万确，于是签字画押，打入死牢，只等到日子砍头示众。

    钦差大臣觉得大功已经告成，一旦人头落地，就可以回朝廷交差。偏偏在等砍头的日子里生出了一些意外。沿长江开进来停泊在离梅城不远的大英帝国的军舰，歇了没多少天便离去了。像候鸟一样驶往天津口岸的列强军舰，在清政府签订了一张丧权屈辱的条约之后，又一次像候鸟来时一样，得了便宜见好就收一哄而散。梅城教案很快便有了些虎头蛇尾的趋势，朝廷也明白了洋人不过是欺软怕硬，借了教案多勒索一些银子。银子既然已经赔了出去，自然一肚子的委屈。最简单不过的办法，是杀几个惹事生非的暴民发泄发泄，然而大清的面子已经丢了，这口恶气不能不出，朝廷不是铁板一块，特别是各地的地方官员，也有那么几条不怕洋人的硬汉于，等洋人的军舰走了以后，朝廷上下都在议论着洋人的不是，几位巡抚大人站了出来，联名上诉，恳求朝廷不可灭自己之志气，长洋人之威风。

    巡抚领头说了话，也有道台跟着起哄的。然而最激烈的莫过于某县的一位现任知县，这是个地道的书呆子，激愤于传教士的肆行无忌遇事生风，而自己又势迫万难无力回天，遂为“维持大局，故不借微躯敢以尸谏”，用一腔义愤写了一份代奏皇上的遗稿和四首绝命诗，找了根白绫缎，活生生地把自己勒死了。一时间，随着教民的气焰陡增，反洋教的呼声同样甚嚣尘上，人们奔走相告群情激昂，那民心和教案发生前又相仿佛，皇上和皇太后也和老百姓一样，憋着一肚子不痛快，打不过洋人，白花花的银子赔了，便在心里呕气。那钦差大臣是皇太后重用的人，人虽在梅城，京城内外发生的的那点事情，心里全有数，他知道皇太后如今喜欢听什么。

    钦差大臣于是给皇太后写了一封密信，对如何处置教案中的暴民，提出自己的看法。他是读书人出生，满腹经纶，一肚子的鬼点子，他在密信中旁征博引，委婉地同时又是恰到好处地表达自己的见解。既然几个大胆刁民害得朝廷赔了那多的银子，这脑袋是一定要砍的。然而如何砍和什么时候砍，却由不得再让洋人做主，不能洋人威胁说什么时候杀人，就得乖乖地什么时候杀人。皇权受命于天，对于刑杀要“恭行天罚”，《左传》有“赏以春夏，刑以秋冬”之说，《明会典》也规定：“覆决重囚，须从秋后，无得非时，以伤生意。”古人立法设刑，除了“动缘民情”之外，还必须要“则天象地”，进而达到到处充满着生气，为了应顺天意，所以不宜执行属于杀戮的死刑。秋冬天气肃杀，万物收藏，阳生之气，敛而不发，自然界到处呈现一片阴冷的死寂，因此对于死刑的执行，也就莫佳于此时。

    钦差大臣的一封密信，起到了让胡大少等七名囚徒多活几个月的作用。漫长的雨季说过去就过去，英国公使对处决凶犯迟迟不执行，提出了口头和书面的严重警告。由于这严重警告已是得到赔银之后的事，因此也是雷声大雨点小，警告警告做做样子而已，并不是太当真。再加上中国的传教士也出面斡旋，认为不可逼人太甚，免得再次引起激变。什么时候处决罪犯，本来是中国政府的权力，传教士在一个古老的东方国家传播上帝的福音，要想使美丽的长江黄河成为十字架使者们的康庄大道，就不能过分地使用西方帝国的强权。新来到梅城的浦鲁修教士，不仅表示了要对中国政府尊重，而且流露出对罪犯赦免的愿望。他通过哈莫斯，在《泰晤士报》公开发表了他的看法。他认为，既然基督教以仁为本，杀戮只能引起中国人对上帝的误会和愤怒。

    哈莫斯第二次来到梅城的时候，正是炎热的夏季，离教案发生的日期大约几个月。新的教堂已经接近竣工，在大火中没有被焚烧坏的那只钟，又一次被挂在了哥特式建筑的顶端。哈莫斯这次来访有两个重大收获。第一，他见到了七名蓬头垢面待决的囚徒，亲眼目睹了中国官吏如何使用酷刑。第二，刚刚从省城的火炉里逃出来，他无意中找到了一个理想的每年都可以来此一游的避暑胜地。除此之外，年轻的哈莫斯和已步入中年的浦鲁修教士，开始了在中国的漫长友谊。作为一名容易接近的洋人，哈莫斯受到了储知县敬为贵宾的热情款待。虽然由于语言的原因，哈莫斯只能靠打手势表达他的意思，然而储知县有求必应，派去伺候他的仆人看人脸色看惯的，反正是奴才伺候主子，很快就能揣摩出他心里在想什么，因此在梅城的日子里，哈莫斯的饮食起居，反而比省城优越得多。

    哈莫斯也许是第一位亲眼目睹中国监狱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