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才报告一次，特殊情况时，也会逐步改变公布的办法，但是我们尊重WHO（世界卫生组织），从4月1号起，将疫情每天在媒体上公布。
他认为，这种非典型性肺炎，可能会有自己的发展过程。在处理这种疾病方面，我们卫生系统处理得还是很得力的。按照广东的经验，这种病可能有三个星期左右的高发阶段，只要采取适当措施，发病的人数和患者的病情就会逐渐下降。出现这种疾病，有了一些病例，并不像人们谣传的那么厉害，中国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世界，不会造成大面积流行，请公众放心。
这场记者招待会的作用并不大，“谣传”更加猛烈。网上有人愤怒地抨击了城市老爷卫生部的说法。一些网友揭露，SARS早于2002年11月就在广东南部一个卫生院爆发，而后向一些地方扩散。台湾和香港，还有越南，以及到过这些地方的外国游客，已经患上了这种疾病。在北京地坛医院等一些著名的医院里，这种病导致了医护人员患病死亡。在非常严峻的形势下，这些政府官员，竟然胆大包天，刻意隐瞒疫情，导致了SARS的大面积扩散。
4月8日，美国《时代》周刊，刊载北京301医院一名军医的署名信，暴露了中国SARS实情，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尽管中国的媒体很少有报道，但有关SARS病毒的信息通过手机和网络已经到处传播。
4月20日，中央撤销了卫生部部长和北京市市长的职务，后来在全国撤销了一千多个防控不力的干部。摘掉乌纱帽儿，对于干部来说，是与患上非典差不多的痛苦。各级各部门采取的措施，一个比一个严厉，一场在全国范围内，抗击非典的战争打响了。
在我们唐都市，所有在此期间到过南方的人，都要受到隔离审查，杜思宝当然也在受审查之列。
事隔两个多月，把杜思宝关进了单位特设的隔离室里，接受医学的审查，不能不说是一桩怪事儿。审查的期限定为十天。在这十天中，只要杜思宝没有发烧行为，就可以解除禁闭。医生孙丫丫来电话说，这简直就是瞎胡闹，哪有这样的道理？杜思宝调侃她说，胡闹就胡闹吧，自己又不是犯了政治错误、经济错误和男女关系错误，配合科学，应当无怨无悔。说到男女关系错误时，孙丫丫甜蜜而执拗地说，我想你！杜思宝亲了一下手机说，想就想呗，总比不想好。
在这十天之中，杜思宝失去了人身自由，吃饭撒尿和拉屎都在室内进行，有一种坐牢的感受。诚然，这比坐牢要好受得多，心理上没有负担，肩上没有工作的压力，况且还有书读，有电脑玩。只是没有把网线拉进来，让他多少有点遗憾。老婆范哲和女儿小静实在太想他了，被领导批准，隔着玻璃窗户看他，戴着口罩和他大声小气地说话，泪水止不住地流，比探监人还要难心。
给他送盒饭吃的同事告诉他，就因为他一个人从南方归来，弄得机关里全体同志人人自危，他主管的科室负责人，与他接触得最多，全部采取了隔离措施。自己认为与他接触过的同志，尤其是一个女同志，接受过杜思宝的喷嚏，更加害怕，自己对自己采取了隔离措施和预防措施。让杜思宝可笑地想到，自己的这次“南巡”，发表不了谈话，不可能在全国刮风，却在本单位震动不小。
范哲和孙丫丫，不时地给他来电话。范哲主要是絮絮叨叨地让他吃好睡好，衣服穿好，千万别感冒发烧。要是发烧的话，可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这种关心和体贴，正应了栾二哥唱的越调戏《铡美案》里，老包那句“知冷知热结发妻”的唱词。
孙丫丫来电话告诉他，他们医院里，已经有了四个疑似病例。其中一个病情最重，已经确诊为非典患者，这个人很可能是个“毒王”。北京有一个“毒王”，传染了一百多号人。所以，市里领导十分重视，唐都市“毒王”家里所有接触过他的亲人，都被组织上安排到他们医院收治观察。传染病科的医护人员炸了窝，不愿意收治他们，说没有床位，况且隔离措施不够条件。医院领导经过紧急研究，在太平间那一带，划出一片特区，称为“疑似病人特护病房”，凡是发烧的病人统统搬移到这里，采取强制隔离措施。
医护人员对到这个特区工作，持退缩的态度。医院党委书记和医生出身的院长，召开了全院人员的战前动员会议，号召党员主治医师带头上，院长第一个主动报名参加。那些护士小妞儿，虽然知道这次进去，有很高的特殊补贴，但仍然不太主动。那个外行的党委书记却说了很内行的话：“你们不要忘了希帕柯拉底誓言，救治病人是医护人员的天职，只要采取了强力防护措施，不会有人丢掉小命的。”就这样，很快组建了一支抗击非典的队伍，大家唱着“血染的风采”，不是为了冲着军功章，不是为了冲着高额补贴，而是一种神圣的职责，被医院同病号一同隔离了起来。
孙丫丫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内科主治医师，当然也在其中。孙丫丫对杜思宝幽幽地说，你就是出来了，我也可能长时间见不到你！杜思宝心情竟然猛一宽松，因为周旋在两个女人中间，他确实觉得身心都累。但他仍然调笑孙丫丫说，你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