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也是同样的手段。
所有的设备停止了运转，放在群众的屋子里生锈。寨子里的群众怨气很大，说村干部尽他妈的坑人。欠信用社的贷款，自然是收不回来了，村里一下子亏空了十二三万元。好在群众手里都落下了一台织机，还有一些没有用来擦炮弹、只能用来擦自行车的袜子、手套和烂棉线，大家干瞪眼没有办法。
从这以后，统筹提留不好收缴了，村里给群众结算粮食钱时，该退给群众的一概给群众打“白条”。这个打“白条”的办法，实在是出于无奈，因为信用社的贷款还不起，高额的利息还是要还的，你群众不摊钱，叫村里怎么办？
这些情况，刘庆河心里是清楚的。他手里就有一把村里欠他的白条子。要在过去，他还可以向村干部要钱，现在自己当上了支部书记，这白条子只能成为废纸了。他不知道的是，连年来，村里在收缴统筹提留的时候，年年都收不齐，乡里的一块儿必须保证，村里的提留款就不能足额收到。有时，为了赶进度，乡里在村里尚未收齐时，让村里立约，在乡信用社贷款，先保证乡里的那一块儿。这样一来，村里的债务年年累加，哪里还有钱给干部们发工资？不过，村里猫渍狗尿地收一点上不得账目的钱，偷偷地给干部们发了一些，不算工资，只能算作补贴。同时，在高楼街开会，大家吃烩面的钱，都记在了饭铺里。“赖好当个官儿，强似卖水烟儿”，在村里跑些事儿，相当吃得开，到乡里找领导办点私事儿，也比老百姓强，当干部还是有许多好处的，所以大家宁愿苦熬着，也没有人撂挑子。
刘庆河把自己这几年的积蓄拿出来一万多块钱，说是借给村里的，每个干部多多少少给了一些，把班子和组长们稳住了。大家觉得，新支书就是比刘庆典好，关心部下，心齐了，气顺了，干工作肯卖力了。只有刘庆河的老婆有点不高兴，对刘庆河说：“他爹，要是照这样下去，咱家就弄穷了，这支书咱不当也罢！”刘庆河心里乱糟糟的，连在床上安慰老婆的心情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