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我认为那是别人的历史，不是我的历史，面对别人的历史我在哪儿呢？我不要历史，我只要安静，体会，寻找的存在。我内心有一些东西，它们细枝末节，可能没价值，但是属于我的，并深刻地直指内心。我愿成为一个眼中无历史，心中无怨恨的人；我愿自己是一种开始；如果老人从没有一种个人的生活，那么我是否有了这种可能？
我实践着自己，但写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拿给老人看，来老人这里也少多了，而且后来更多的情况只是看望一下老人，买点吃的用的日常物品。我曾给老人买过一个小巧的可移动的金属书架，结果被拒之门外；提议老人无论如何应有一台电视，老人坚持不要；给老人清理房间，打扫一下厚厚的灰尘也从未得到同意。我同意老头看守历史现场，但灰尘实在无此必要，灰尘说明什么呢？为此曾同老头数次争执。每次来看望老人，那些房顶墙壁垂挂的灰尘都让我感到危险，总怕掉落下来。我的确发现过老人头上后背挂过一缕缕长长的毛茸茸的灰尘，额上黑了一块，老人尽管已直不起腰，但高旷的身躯仍时时会碰到那些越来越长的尘埃。那些灰尘已构成某种缓慢但看上去又像上疯长的植物，它们不仅夏天生长，冬天照样伸展，一开门就迎风摇摆。如果是晚上，在昏暗灯光下，老人一动不动，我来了也只是向我点点头，有时笑一下，有时不笑，半天我们才能进入谈话。老人越来越固执，冬天冷，我记得曾给老人买过一条电褥子，一只电磁保温杯，老人用了有两年，但是有一次我发现保温杯不翼而飞，老人又用起了文物般的上面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搪瓷缸子，我问老人保温杯哪去了，老人不答，身上又穿上了早年扫街刷厕所的蓝大褂儿。那一刻我想到某种东西已快要降临，老人已年过八旬，的确是太漫长了。
我害怕见老人，每次去都要心跳一阵子，但是老人活着。老人并不糊涂，甚至我觉得越老越强硬，说话短促，越来越简洁，没有任何唠叨。每次都是我讲一些事情趣闻给老人听，或者嘘寒问暖，问需要什么，老人从来说自己很好，没病没灾，什么也不要。有时问我在读什么书，让我念新写的诗，老人听着，总是点头，不再批评我，有时眼睛骤然一亮，让我重复，我重复，以为老人会说什么，但是没有。老人已不去图书馆，基本也不怎么出门，没有电视没有广播没有报纸，就是枯坐，回忆，老人说经常回到孩提时光，就像看电影一样。有时我想给老人买串佛珠，像古寺僧人那样有自己的周天与极乐，那是一种没有边界的遨游，可上天入地，可是老人没有任何宗教修持，老人把基督教佛教艺术脉络说得头头是道，对宗教并不陌生，可是从没谈论过自己的任何一种信仰。从老人身上我觉得一个人的晚年是需要一个神的，如果没有神的陪伴简直是可怕的，就那样一个人支撑着自己的一生，守着风烛残年，再强硬的人也是多么的孤单。也许只有回到童年，像做梦一样，童年是我们惟一的宗教，无论它是否快乐。是的，总是快乐的，那时我与老人整理图书是多么快乐呀，我们度过了怎样神秘的时光，甚至就连我对老人的另一种眼光也是快乐的。十年或十五年了我说不清老人是否我另一个父亲，我依赖他又拒绝他，拒绝他又依赖他，他比我强大，甚至越是垂暮越比我强大。老人九命，我恐怕连九分之一也没有，一次就足以结束我。事实上在我精神恍惚时已数次想到过服药，但每一次想起老人都觉得自己轻如鸿毛，几乎立刻打消了自绝的念头。如果我没得到老人的任何个性的真传，但老人顽强地活着的确总能给我以力量，我不知那是一种什么力量，甚至可能是一种抽象的力量，但那的确是撼人的力量。
我失去工作曾非常软弱地向老人提出请求，想做一名图书管理员，哪怕开始是临时性的。我说图书馆是我童年的梦想，这您是知道的，只要给我一个开始我就会很好地做下去，我会永远做下去，您能跟馆里人说说吗？我当时真是昏了头，说完就后悔了，无地自容。
雪后老人出来散步，我也散步，我们相遇，见到老人那一刻我就知道事情毫无希望，几乎立刻想拿出调查所的羊皮工作证给老人看，安慰一下老人，也安慰自己。工作证就在贴身兜里，几乎摸了一下。我身体发飘，正好是愉快活泼的样子。我们一老一少，一支手杖，相互搀扶，在积雪的街景上并没引起太多的目光。街上几无行人，没什么汽车，骑自行车的人匆匆而过，大多只稍稍侧一下头。我不知道观注北京的卫星是否会注意到我们，据说拍下的照片相当清晰，连地上的烟盒名片都能成像。我曾看过一次航天摄影，没看到名片或烟盒，但是的确看到过报纸，标题十分醒目。
老人的房间一切如故，但这次我非常适应，几乎没有时间的错位感，也就停留了不过一两秒钟，我想可能是房间比较温暖的缘故。火烧得很旺，铝壶咝咝作响，水开了一段时间了。可能由于热气球的原理，屋顶垂状灰尘差不多是自然地飘摆，非常整齐，像一种舞蹈。我跺脚，老人不跺，我想老人从来不跺。老人放下手杖，扶着两屉桌，颤颤巍巍开暖瓶给我倒水。没有茶，老人从不喝茶，只喝白开水。白开水展示出一种白色的时间，颤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