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和反省的难道不是这种制度与文化吗？或者换句话说，陈圆圆被人家抢走之后，一定要吴三桂去向抢人者致敬，并鞍前马后地做这个人的马仔，才是应该被肯定的吗？显然，对吴三桂的诅咒和这个问题之间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
吴三桂的问题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冲突与心理学意义上的人格分裂问题，吴三桂的矛盾挣扎，是在剧烈的社会冲突与变迁中，人的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矛盾与挣扎。缺少解决这种矛盾的观念与机制，是酿成我们民族中许多出类拔萃人物命运悲剧的根源。显然，吴三桂是一个本来出类拔萃，却不幸被时势、制度与文化逼着走向了反派的悲剧人物。
可以断言的是：解决不好这个问题，是我们过去历史上此类悲剧层出不穷的原因，今后，若解决不好这个问题，这样的悲剧还会层出不穷。
现在，对于康熙皇帝来说，三藩的过去已经成为历史，问题是对眼下的三藩应该怎么办？
作为一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皇帝，他所面对的确实是一个过于复杂而重大的问题。他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乾清宫中绕殿徘徊，一个人对着那张条幅发呆，犹豫彷徨，不知如何是好。
此时，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战乱流离，残破不堪的国家好不容易安定下来，一切的一切都在百废待举。在当时的政治文化条件下，若能像宋太祖赵匡胤一样实现杯酒释兵权，可能是解决三藩问题的最好办法。无奈，皇帝预备这样做，三藩却没有交出兵权、回家安享富贵的觉悟。或者，皇家翻脸无情、政治上翻云覆雨他们见得太多了，没有人敢相信皇帝的诚意。这种情形可能是酿成三藩之乱的部分心理因素。
后来，曾经有学者考证大清朝满汉开国功臣的身后故事，发现除了三藩之外，几乎所有这些功臣的后代基本都生活幸福，许多人家直到辛亥革命前还都在安享荣华富贵。于是，感叹三藩见不及此，结果，给国家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自己也身败名裂、断子绝孙。言下不胜嗟叹。
据说，洪承畴在平定西南、返回北京之前，吴三桂曾经请教他：怎么做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洪承畴的回答是：“不可使滇一日无事也。”（刘键《庭闻录》卷三，第8页）——只要云南不安宁，他吴三桂的地位就不可动摇。此后，云南大事小事不断，不是土司叛乱，就是边境报警，搞得朝廷一年数惊，真的没人敢轻言撤兵减员了。有记载说，顺治十七年时，大清朝全年的财政收入只有八百七十五万两白银，而当年供应云南一地的官俸军饷就要支出九百多万两。到康熙十年前后，国家财政收入约两千万两左右，三藩的开支仍然居高不下。时人评论说：吴三桂挟边事自重，因为害怕兔死狗烹，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已经全然不顾国家劳民伤财了。（《庭闻录》卷四，第10页）当时，还有人说：吴三桂有向外省委派官吏的权力，以至于竟有“西选之官几遍天下”一说。（《明清稗史汇编》卷十，四王合传）是否如此，姑且存疑。
但是，不管怎样，到康熙亲政之后，昔日开国之功臣，已变成今日国家之大患。三藩问题肯定令玄烨忍无可忍、寝食难安。而吴三桂，于功成名就之后，全无家国之情怀，为一己之念，不惜将刚刚熬过半个世纪战乱、正在医治战争创伤的大半个中国再一次推入战火，就凭这一点，纵然他有千条万条理由，也够得上是百死不足以蔽其辜了。
康熙十二年三月，七十岁的定南王尚可喜上疏康熙皇帝，请求允许他带领一批年老的部下返回辽东老家海城居住，王爵由长子尚之信承袭，继续镇守广东。康熙接到奏疏大喜，立即命令众臣商量处置办法。最后，决定借机撤藩，同意尚可喜归老辽东，并以父在不能由子承袭为由，命令全部撤回。
这个决定做出后，吴三桂与耿精忠也相继上疏，请求撤回安置。吴三桂的一位谋士建议他，不管别人怎么说，决不要自己提出撤藩，免得授人以柄。据说，吴三桂怒吼道：“我就是说了，皇帝也决不敢真撤，我就是要自己提出撤藩，消除他的怀疑。”他可能真的没有想到，刚刚二十岁的康熙皇帝竟然会断然下令，全部撤藩。皇帝的理由是：“吴三桂蓄谋已久，不早除之，将养痈成患。现在是撤他要反，不撤他也要反，不如先发制人。”随后，正式下达撤藩令。八月二十四日，派专使前往昆明、广东、福建，命令三藩所有官兵及其家属全部北上，同时，要求各有关部门着手解决安置事宜。
吴三桂可能是在接到皇帝的撤藩诏书后，立即下定了起兵造反的决心。从史料中看，吴三桂下这个决心和他的一个判断有关——大清朝的开国雄杰已经凋零殆尽：多尔衮、多铎病死了，代善、济尔哈朗老死了，阿济格、豪格、苏克萨哈让他们自己杀死了，鳌拜在大墙里面被幽禁死了，文韬武略、运筹帷幄的洪承畴、范文程老病而死了，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死的死老的老，即便不死，他们和他们的后代大约也在和自己想着同一件事情……放眼天下，哪里还有能够抗衡自己的强力人物？
吴三桂的长子吴应熊常年住在北京，其夫人是康熙的姑母和硕建宁公主，实际上等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