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认为皇太极的权位是从自己手里巧取豪夺走的。（蒋良骐《东华录》卷四，顺治八年二月初十日）如今，皇太极死了，论威望，论战功，论能力，这个皇位本来已经非自己莫属，偏偏皇太极的儿子又横在了前面，使自己不得不推举出他的另外一个孩子——一个六岁的毛孩子来坐那把龙椅。对于多尔衮来说，天底下还有比这更不公平的事情吗？
伤人一千，自损八百。表面上看起来，多尔衮是这一轮角力中毋庸置疑的胜利者，实际上，他和豪格是两败俱伤，他们二人在心灵上全部创伤深痛。在向帝王政治演进的过程中，他们进行的只能是一场零和游戏，这种制度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使最高权力的诱惑和人们对这种权力的渴望具有了嗜血的冲动，使人在某些时刻、某些情况下不期然而然地变成了兽。诚如一位哲人所说：“当人变成兽时，就比兽还坏。”遂使染指它的人，胜利者常常双手沾满鲜血，而失败者则时常要付出不止一个人的满腔鲜血。这种政治不论达到多么辉煌耀眼的巅峰，其中都隐藏着走向反面的悲剧基因。多尔衮、豪格的命运和大清帝国后来的发展就是明证。
过去，多尔衮与豪格虽然并不亲密，但至少还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如今，他们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多尔衮虽然没有像豪格那样发狠，但他想要干掉豪格的冲动，可能比豪格要扭断多尔衮及其周围那些人脖子的欲望还要强烈一百倍都不止。
十二天之后，即大清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福临即皇帝位。两位辅政王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当众发誓要秉公辅佐皇帝。若“妄自尊大，漠视兄弟，不从众议，每事行私，以恩仇为轻重，则天诛地灭，令短折而死”。誓约不长，却令人印象深刻。七年之后，正值三十九岁英年的多尔衮邃然死去，算得上是短折而死了。于是，有人油然想起这次盟誓。
九月十一日，皇太极去世一个多月了，辅政王多尔衮替小皇帝发布谕旨，命令另一位辅政王济尔哈朗率军攻伐锦州与宁远。这是一次很奇怪的军事行动，其战略目标和战术指导都莫名其妙，而且是由排名在后的多尔衮命令排名在前的济尔哈朗，并且，两天后就要出发。
济尔哈朗带兵走后，多尔衮又代小皇帝发布谕旨，晋封济尔哈朗和多尔衮为摄政王。虽然这只是一字之差，分量可是不轻。辅政者，辅助君主处理政事之意也；而摄政，则是代替君主处理政务，已经可以直接发号施令了。从《清实录》的记载上看，摄政王多尔衮很客气，他的名字仍然还排在济尔哈朗的后面。
成为摄政王之后，多尔衮召集贝勒大臣们开过一个会，议决的重大决定是：从摄政王开始，所有亲王、贝勒、贝子“悉罢部务”，不再分管政府六部事务。所有政府工作全部由各部尚书负责，各部尚书直接对摄政王负责。当年，皇太极设立政府六部，本来就有削夺诸王贝勒权限的意思，并曾经有过悉罢诸王贝勒分管部务之举。后来，随着皇太极权位的巩固而渐渐放松了控制。如今，多尔衮再次祭起这一招儿，意图仍然在于削夺诸王贝勒的权限，使他们只能“议政”，而不能“干政”。多年以后，到了雍正及其儿子乾隆皇帝时代，索性连诸王议政的权力也予以废止。从此，给这个政权带来过勃勃生机的贵族共和便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只剩下了完全汉化的皇权专制，这个政权也就此步入了真正的回光返照。
一个月后，济尔哈朗从宁锦前线返回沈阳，发现短短一个月时间，一切已经似是而非。不久，他召集大家开会，宣布：今后一切政府事务都要先报告多尔衮，排名顺序也要先写多尔衮。从此，济尔哈朗成了一位挂名摄政王。和代善一样，济尔哈朗深谙明哲保身之精义，遂成为前清时期最高层能够得以善终的极少数几个人之一。
半年后，大明崇祯十七年、大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四月一日，在多尔衮即将出征大明前夕，豪格的一个亲信部下，据说在“力谏不从”的情况下，出面检举豪格“悖乱”。处理的结果是，几位忠实于豪格的部下被杀死；豪格本人被废为庶人，所有的七个牛录被剥夺，罚银五千两，然后——“罪恶多端数不胜数，姑且不再追究，遂释之”。（《清世祖实录》卷四，顺治元年四月戊午）这是一个奇怪的、完全不通的判决，表明在罗织罪名、玩弄权术、陷人于不义上，多尔衮还不是特别娴熟老到，他和他的后代们需要向大明朝官场学习的东西还很多。另一个可能是，多尔衮急于征伐大明，时间过于仓促，来不及仔细雕琢。
三年后，顺治三年正月，已经牢牢掌控了大权的多尔衮再次起用豪格，命他率军前去对付张献忠。顺治五年二月初三日，豪格在把这位几乎将四川人屠杀殆尽的“大西皇帝”杀死后，胜利回京。一个月以后，为他庆功的热乎劲儿还没有完全过去，豪格便又一次获罪被幽禁起来。这一次，他的罪名真称得上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不久，时年四十岁的豪格在幽禁中无疾而终。有人认为，他是被受过专门训练、具有高度技巧的大明锦衣卫留用人员奉命杀死的。死后，检查不出任何致死的原因。这可能是福临小皇帝痛恨多尔衮的原因之一，多尔衮的身后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