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的重任。这真是一个不祥的职位，从萨尔浒之战开始，近二十年时间里，没有一个人在那个位置上能够建功立业后全身而返。几乎所有面对这个使命的人，不是身败名裂，就是家破人亡。事实上，仅此一点，就足够证明大明帝国在自己生死存亡的问题上，是何等轻浮乖戾了。
洪承畴富有谋略，声名卓著，深孚众望，在这个足以令人精神分裂的凶险岗位上，他被成功地撕扯成了两个人，从而成为一个特殊的例外。
大明崇祯十三年、大清崇德五年（公元1640年）。皇太极在第四次派遣大军远道奔袭并大获全胜之后，接受一些汉族官员的建议，开始调整自己的整体战略，将兵锋正面指向了宁锦一线，其标志性事件就是派兵修筑义州城。
在这些汉族官员的建议中，提出了对明战略的总体设想，分为三策：其一，为刺心之策，主张直取北京，拿下大明帝国首都后，再行平定全国；其二，为断喉之策，主张绕过宁锦，直抵山海关下，一举拿下天下第一关，然后，回手扫荡宁锦等城，再图关内；其三，为剪重枝伐美树之策，先下宁锦，再抵关门，进取全国。
皇太极接受了第三策，并进一步发挥为：选义州（即今日辽宁省义县）作为屯兵、进取锦州的前进基地。这里位于锦州北侧九十里处，位于广宁与锦州之间，地势开阔，土地肥沃，利于垦荒屯种。清军屯田于此，极为有效地逼近了明军的山海关外诸城，令其生产与生活大受威胁。
经过数次绕道长途奔袭，皇太极必定深切意识到了辽西走廊的重大战略价值：不拿下锦州、宁远，不但无法打通由山海关到北京的大道，而且，绕道破长城入关也时时面临被切断退路之危险，从而，成为绞杀大明帝国那根铁索中最为薄弱的链条。大明朝如果出现一位坚强有力、具有战略头脑的统帅的话，长途奔袭的远征军立即就将陷入被反封锁的境地之中，且驻守在锦州、宁远、山海关的明军，在与八旗铁骑十余年的反复搏杀中，也锤炼成了一支颇有战斗力的队伍，号称关宁铁骑。他们完全可能乘虚捣袭盛京沈阳，届时，一招不慎满盘皆输的可能性不是完全没有。
一个伟大的统帅与一个庸才的区别经常表现在：前者时常从最坏的可能出发考虑问题，而后者则总是以为自己没有理由不胜利。拿破仑曾经表达过类似的看法——他之所以百战百胜，仅仅是因为作战之前永远觉得对手比自己聪明得多；而他的对手们却总是把拿破仑当成傻瓜。稍为认真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上述情形恰好出现在大清与大明这一对冤家之间。
大约就是出于此种考虑，皇太极几乎每次在出兵远道奔袭时，总是会派兵不停地打击宁锦一线的明军，敲打他们，使他们的神经总是处于紧张状态，整日提心吊胆，生怕被鞑子偷袭、围困或断了后路。有时，皇太极甚至会亲自领兵前往锦州、宁远等地，牵制明朝军队，“使其东西疲于奔命，首尾不能相顾，我西征将士得以从容直捣中原耳”。（《清太宗实录》卷四十六）
而大明帝国军队似乎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也可以偷袭沈阳，也可以断掉入了关的鞑子们的后路，把他们围困在充满敌意的长城里面，让他们找不到回家的路，在敌人的土地上死得特别难看。这种想法可能远远超出了大明帝国君臣们的想象力，会把他们吓坏，令他们想都不敢这样去想。
令人不胜叹息的是，情况若仅仅是这样的话，还算是很不错了。大明帝国此时糟糕的景象，早已远远超出了这些，达到了糟不可言的地步。
有一次，皇太极率兵来到明军城下，皇太极挑战说：“如果你们出兵一万人的话，我就只以一千人应战；你们要是出兵一千人，我就以一百人应战。咱们堂堂正正地打一仗，你们也可以掩饰一下欺蒙皇帝的罪过，要不然，总是空口说白话地骗你们的皇帝，你们不觉得太可耻了吗？”这种挑战，皇太极做过不止一次，大明帝国军队从来没有人应战。（《清太宗实录》卷十九，天聪八年八月己卯条）
一位大臣告诉崇祯皇帝：山西崞县（即今日之原平），只有两千左右敌人，俘获了一千多当地男女，经过代州城下时，被俘的人们与城头上的亲人遥遥相对哭泣，城上始终不发一兵一卒救援，任清军饱掠而去。崇祯皇帝听后，“顿足太息”，没有任何办法。（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六，东兵入口）
有一位兵部尚书，名叫张凤翼。清军攻破长城进入内地后，他担心皇帝问罪，于是，主动请缨，愿意率领各路援军抗击清兵。皇帝十分喜悦，立即批准了他的请求，并赐给他尚方宝剑，白银万两，赏功牌五百。于是，张凤翼很威风地率军出发了。此后不久，清军在河北地区攻城略地，我们的兵部尚书和当时的蓟辽总督梁廷栋仿佛送行一般，仅仅跟在清军后面转来转去，始终没有接战。
事情的高潮出现在最后。
清兵饱掠女子、玉帛、牲畜之后，决定回家了。他们选择建昌、冷口北撤。按照一般军事常识，撤兵时，应置精兵殿后，以防备敌人追袭。此次，清军大模大样地采取了一个很少见的做法——将大军主力放在最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