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看不出他还有什么特别出色的地方。假如不是因为这两个儿子，他和他的什么八旗制度可能像“四长制”、“大人会议”之类一样，早就烟消云散在历史的尘埃里面了。
大明天启五年、后金天命十年（公元1625年）努尔哈赤下令迁都，将首都由辽阳迁到了当时还不到辽阳一半大小的沈阳。
努尔哈赤迁都的理由特别有意思。他说：“沈阳四通八达，如果想向西讨伐大明，渡辽河，路直而且近；要想向北征伐蒙古，两三天路程就够了；若是南向进攻朝鲜，走清河一路即可。沈阳的浑河与苏子河相通，在咱们老家苏子河源头伐木顺流而下，木材都用不完；想出游打猎，这儿山近野兽多，而且河里的鱼虾之利也可以兼收并蓄矣。”
就这样，前一半，表现了一位游牧渔猎部落酋长成为后金汗国汗王的雄心勃勃；后一半，则从后金汗国汗王退回到了一个游牧渔猎部落酋长。
事实上，这就是努尔哈赤。他到死也没有完成从一个部落酋长到一位政治家的转变，更遑论伟大的政治家了。
其实，与其花时间讨论努尔哈赤及其八旗制度究竟为历史贡献了什么，实在不如深入考究一下：为什么大明帝国——一个发育得如此成熟、如此富庶、如此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饶、自我感觉又如此之好的国家，怎么就会被一个人口还不到自己的百分之一、文化发展刚刚离开渔猎时代、起家于穷乡僻壤的半原始部落，搞得如此之狼狈，最后竟至万劫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