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座，觉得太华丽了，于是放到大相国寺去，自己不用。今非昔比，外人哪里会知道宫中如此过分的情形呢？”
种种资料显示，这位青年皇帝聪明、敏锐，很有一股子锐意进取的勃勃生气。
公元1100年，即元符三年十月，徽宗向全国发布诏书，表示自己对于元丰、元祐没有成见，一切只看对国家是否有好处。任何伤害国家利益者，不论是元丰还是元祐，必与国人共同唾弃之。
一个月后，徽宗又一次下令，“欲以大公至正，消释朋党，遂改元为建中靖国”，表示出一种不偏不党、除旧布新的气魄。
徽宗初年，气象万千，青年皇帝，奋发有为，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和无穷希望。
这一切是怎样发生变化的？又如何变化得面目全非，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宋徽宗赵佶为什么在未来的岁月里整个变了一个人？与登极之初的他比较，怎么会变得让人根本就无法辨认？这实在是一个相当令人困惑的问题。
四百七十年以后，一位大明天子万历皇帝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变化。但是，万历皇帝的变化有明显的踪迹可以追寻。当时的首辅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突然发现，自己一向崇敬甚至敬畏的“师相”张居正，原来过着两面人的生活：在公众面前和私下里、当面所说的和背后所做的二者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于是，这位性格相当单纯，而且也还算富有才华的皇帝大受刺激，导致他由一个好学上进的青年，一步步变成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荒怠加贪婪的帝王之一。
然而，在我们面前的徽宗皇帝身上，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这样变化的理由。找来找去，我们相当无奈地发现：只能把这种变化的原因，归结于这位皇帝身上天生的轻佻、艺术家气质和蔡京的影响。正是这些因素杂糅在一起，彼此强化着发生效力，遂使这位皇帝变成了后来人们心目中的那副模样。
从现有史料上看，宋徽宗当上皇帝时，蔡京已经享有了相当广泛的声望。反对他的人固然不少，支持他的却也大有人在。当他第一次成为徽宗皇帝的宰相时，为数不少的帝国臣民热切地期待着，希望他能辅佐皇帝，领导这个国家走向兴盛。据说，此人天赋异秉，有一种相当奇异的本领：他可以若无其事目不转睛地盯着正午的太阳看，而且是长时间地看，一眼不眨。在时人的眼中，他是王安石的坚定拥护者，以毫不留情地打击保守派著称，因此，在变法派失势时，也遭受了同样无情的打击。
但是，细心的人们也注意到，当保守派掌权时，蔡京曾经相当巴结地在五天之内，就在自己辖区内废除了新法，并向保守派领袖司马光报功。这使人们有理由怀疑他的政治操守。从后来的发展来看，这种怀疑不幸成为了事实。而在当时，历经神宗、哲宗、徽宗三个朝代二十多年反反复复的残酷搏杀后，到徽宗并没有什么治国方略、准备再次依靠变法派时，蔡京手中高举的变法派大旗就成了他最为强有力的政治资本。
与此同时，使他享有崇高声望的另外一个因素，也迅速发生了很有可能是更为重要的作用：
蔡京的艺术天赋极高，素有才子之称，在书法、绘画、诗词、散文等各个艺术领域均有辉煌表现。他的书法，跻身于北宋苏、黄、米、蔡四大家之中。当时的人们谈到他的书法时，使用的词汇经常是“冠绝一时”、“无人出其右者”等等，以至于就连狂傲如米芾都曾经表示，自己的书法不如蔡京。据说，有一次蔡京与米芾聊天，蔡京问米芾：“当今书法什么人最好？”米芾回答说：“从唐朝晚期的柳公权之后，就得算你和你的弟弟蔡卞了。”蔡京问：“其次呢？”米芾说：“当然是我。”
建中靖国元年，即公元1101年，是宋徽宗登极的第二年。这一年年初，与宋徽宗共同听政的向太后去世，宋徽宗开始真正掌权。实际上，在去年九月间，向太后已经以身体不适为由，将大政归于赵佶了，只是到此时，他才真正无所顾忌罢了。
这一年年底，他突然把自己亲手贬到杭州去的蔡京起用为定州知府，随即转为大名府知府。还未到任，便被任命为翰林学士承旨兼修国史，调回朝廷；又两个月后，升任尚书左丞，这个职位相当于副宰相或宰相助理之一，已经进入中央决策层了；再过两个月，蔡京被升任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大致相当于第二宰相的职权。到此时为止，仅仅用了半年时间，蔡京已经成为帝国决策层的主要人物。由此再过半年，蔡京便正式就任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为当朝第一宰相。
从公元1100年，即元符三年十月将蔡京夺官后贬黜到杭州居住，到公元1101年即建中靖国元年年底，蔡京还是戴罪之身；从此时到公元1102年即崇宁元年的七月五日，蔡京已经一步三跳地成为帝国的第二宰相。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戏剧性变化，实在来得太令人目不暇接了。
对于这个变化，史学家们众说纷纭。实际上，归结起来，大体上不外于两大因素：
其一，应该是朝廷政治斗争的实力对比、角逐与博弈的结果；
其二，蔡京的艺术才华发挥了很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