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之前，在美国的中国人多半无须选择，因为反正一般美国人不能到大陆去，也就无所选择。但尼克松访华之后，大家对这个神秘的古国有了更多的探求，尤其是卡特政府正式与中国建交之后，大家都纷纷去大陆旅游、探亲或做文化教育交流，好不热闹。这种情况下，住在美国的中国人开始有了争论，有时无形中被迫选择，这也是中国人的无奈与痛苦，这种心情、这个包袱不是国民党或共产党官员所能了解的，也不是一般与政治毫无关联的人所能了解的，中国的政治背景实在太复杂了，有些中国人根本不去想它，免得自寻烦恼。
中国人的包袱很沉重。我成年后第一次深深对中国人的命运有了哀感是在上海。或许有人会问：难道抗战时期流亡学生没有哀感？可以说没有。因为那时大众一心，共同目的是打败日本人，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非但毫无哀感，而且有一股希望——就是苦尽甘来。抗战胜利后我到上海担任中央通讯社记者，采访接收大员和上海审判战犯的消息，忙昏了头，没有时间去想其他的事。我第一次深深被悲哀击痛是1948年冬，看见上海老百姓前呼后拥地在银行门口排长龙换金圆券。我当时想，难道我们八年抗战，辛辛苦苦所换来的就是这个悲惨的景象！
名作家赛珍珠的作品《大地》，描写中国农村的疾苦，尤其是中国妇女的可怜命运，但对读者来说这只是一本小说，或是一部电影，并不如自己亲身感受来得悲切。那年我已结婚，陈纳德将军所办的民航公司就在上海外滩，我自己虽不需要排队去挤换金圆券，但每天上班经过银行门口时，总看见许多老百姓在天未亮即赶来排队。当时假如被查到家中藏有金圆券或金条等物，是可能会被判坐牢或枪毙的。我对枪毙这个字眼非常厌恶，而有些官员似乎很惯用这个字。
另一使我悲哀的是各地美国使馆前等候签证的中国人，排队的长龙里包括了男女老幼，有些老年人走都走不动了，还让人扶着在排队。这些人，尤其是老年人，他们已走到人生的尽头，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家到异乡漂泊？如今在大陆排队等候签证出国的多半是年轻人和学生，并不是大陆的老年人不想出国，只是经济不许可，也很少有亲人愿意协助，他们只好寄望下一代有更好的机会受教育。
三四年前，台湾还在争论在位的高级官员不该持有外国护照，也不该有绿卡，后来条例放宽了，因为持有台湾护照旅行签证不太方便，所以台湾政府也就没有太固执。
台湾的政策承认双重国籍，而大陆的政策不承认双重国籍，但双方都有处理侨胞事务的机构：台湾的侨务委员会、海基会都是极有势力的组织，大陆的侨务办公室，工作也很积极，这是中国的一大特色。我想是与当年孙中山先生推动革命、反清建立民国时，得到海外中国人大力支持有关，假如当年孙中山先生流亡海外没有侨胞襄助，革命可能不会成功，我想侨胞关心国是至今未变。
一年前，我与朱抚松先生和他的名作家夫人徐钟佩女士谈话，他们表示无意远游，准备在台湾终老，并婉拒了许多欧美友人邀请他们出门做客的计划，这在台湾是很不多见的例子。
中国的希望在谁身上？这是一个常被提及的问题，我想凡是有中国血统的人都有一点责任吧，当然，我们更寄望于年轻人。但年轻人也需要较年长的人来领路，因此这些领路人的责任很重要，最要紧的是不可把年轻人领入迷途和绝路。在美国的中国知识青年，他们大都是土生土长的华侨，其次就是海峡两岸来的留学生，主要影响这些人的当然是他们的教师。土生土长的华侨99％是纯粹的美国人，除了不是黄头发、蓝眼睛、白皮肤之外，他们和美国人无大差别，不过因为美国多少年来对种族的歧视与偏见，他们仍不能得到完全的平等待遇，因此这些人之中常过于自卑或自大，这是可以理解的。
中国华侨早年除了做奴工之外，较好的是开洗衣店和餐馆（早期称为杂碎店）。现在洗衣店已式微，但开餐馆的仍为数不少，而且颇有成绩，有些已不在中国城开餐馆，而转移到繁荣的市区。纽约就有好几家中国餐馆开设在繁华的第五大道，这是更上层楼的挑战，他们的子女也都入有名的大学，转行做医生、工程师、科学家和律师。近十年来，来自台湾的学生得天独厚，由于家庭经济好转，很多学生已不需要再到餐馆打工来维持生计了；大陆来的学生则较清苦，但也很能应付环境。大致来说，这一代的中国青年能到美国深造是有福的，不过他们的将来是否回归乡土，这就要看中国准备如何接待这些精英了。
我来美之后两度被选为共和党族裔党部全国主席。我当选主席后许多亚裔党人加入，因此我很了解他们的心情，他们虽大部分已成为美国公民，但仍有深厚的乡情，而且不断在海外从事争取自由的工作，有时使共和党和民主党都不知道该怎样应付。美国倡导人权，但有许多情况又不能不屈服于现实，于是有了多种标准，常常吃力不讨好，两边做人难。
天子文物展
中国音乐家许斐平很能代表现代中国人的失落。
许斐平在大陆已是一位优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