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冬天，我第一次回北京，近乡情怯，抬头只见灰色的云、灰色的天，感慨之余作了一首诗：别时心情沉重；离恨浓似秋云；谁知又再相逢，不是一年，一月，竟如隔世——三个十年！
我的姐姐和姐夫住在台北，他们在美国华盛顿出生，是道道地地的华侨，两人都出自医科，当年随着民航空运公司自上海撤退到台湾后，一直留在台湾工作。我要去大陆访问，他们比我还紧张，担心会引起官方的不快。我说：“我这辈子好像从来都没替自己想过，一切都是为了奉献，一切都是为了‘别人’，而‘别人’又何尝设身处地替我着想。”
1989年8月，我自华府去北京。
我对北京的朋友说，台湾有许多理由不到北京参加亚运，但我想台湾有更多理由要到北京参加亚运，因为台湾非常讲究实际，非常重视参与国际活动，因此官话说完、人骂够了之后，最终还是一个字——“去”，然后再加三个字“我们去！”甚至大家抢着去。
1989年12月，我领了访问团自台北到北京。这个好事多磨的访问团是中小企业的开路先锋，虽然台湾有人表示：“我说不能去，就是不能去。”也有人落井下石，但团员们还是到了北京、见了江泽民、李鹏。团员们在台北从未受到如此的礼遇。
我没得名，也不要利。我的收获是一份自足；我并不自命为勇者；但绝不是弱者，我不曾向任何人低头，只要我自认为是正确又大公无私的事就该认真去做，毕竟生逢乱世，费解的事太多，既无需大惊小怪，也不必多求甚解。
第一次在民航局那座破旧的民航大楼见胡逸洲局长时，他说：“久仰了。”我想奇怪，何时见过面？
他笑说：“我是央行的，当年从香港驾机回国的机师之一，中国大陆称我们‘起义来归’，台湾说我们‘叛变’，而你先生陈纳德还帮蒋介石打官司，把100多部飞机扣留在香港。唉，一转眼30多年了！”言下无限感慨。
我本来想告诉他，我先生多么冤枉，两边做人难，到头来大家都不领情，他实在太天真了。自己把民航公司的股份卖掉替国民党打官司，3年下来，停留在香港启德机场的100多部飞机风吹雨打，只剩下了空壳子，而且香港政府不准这批美国公司的飞机运去台湾，只许整船运去美国，最后以废铁出卖，卖的钱还不够付律师费。当时台湾当局和吴国桢先生闹意气，吴国桢出国后我们才知道他要反蒋，蒋介石以为陈纳德同情吴国桢而生气，有两三个月不理他，弄得外子有点莫名其妙，后来我去找张群先生，他安排蒋介石接见陈纳德，才解了一个结。后来外子心情一直很不自在，不但白忙一场，还如此被误解。当年蒋介石派叶公超到香港，要陈纳德答应负责立刻把飞机接到台湾，以防全部被运去大陆，外子快人快语，一口答应了，没想到后患无穷，更没想到要打官司。
外子去世后，由于他在民航公司已无股份，我只好离去；离去是温和的说法，该说是“扫地出门”。外子一生喜爱航空，别无所好，假如他真的爱财，自大陆撤退时大可发财；他不但没有，还救济了许多医生、教士，我们到台湾后和大家一样苦。外子去世，我年纪轻轻的带着两个小女儿凄楚离开台北，那种心情，如今回忆起来仍不禁悲从中来。这就是“两航事件”留给我的灾难。
北京的民航局在老城区，那幢旧房子也真够破旧，4部电梯仿佛老牛拖破车，常常像快走不动的样子。有一天我问胡逸洲：“你们什么时候搬家？”他说：“搬到哪儿去？航空公司可以搬到新大楼，我们仍留在这儿办公。”
我多次建议他，民航局该政经分离，让各地区自组航空公司，不要全部由民航局负责，这样不但有竞争性，也可拓展航空企业的发展空间，后来他们接受了。如今中国有中国国际民航公司（总部在北京）、东方航空公司、上海航空公司（总部在上海）、南方航空公司（总部在广州）、西南航空公司（总部在昆明），厦门航空公司，西安航空公司等等。较大的对外国际机场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主，其他的机场都在改建中。中国很需要一个合乎国际标准的机场，这一点也是民航局和胡逸洲局长努力的方向。
我和胡逸洲讨论过海峡两岸的通航，他期待两岸直航。
我认为亚运是个好时机，建议韩国和台北都能正视此事。汉城很精，马上行动，韩国选手从汉城直飞北京。
开幕典礼时看见大家一起来竞赛总是好事。胡逸洲说：“总有一天，我这个民航局长和那边的民航局长会坐下来谈谈的。”但愿如此。
我所认识的李可染大师
《传记文学》1990年12月号，刘绍棠所编《民国人物小传》中有一篇李可染的传记，根据关国煊和林铭章的稿件，对李可染的一生有很详细的报道，在此我不再赘述。但我在他去世前两年开始与他和他的家人结交，包括他的夫人和儿子李小可及两个在日本读书的孙女（也在习画）。最大的憾事是，我未能完成他到台湾开画展的愿望。他的同行黄君璧老师（本人是君璧老师不成大器的学生）的门人吴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