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朋友说：“你和陶德原来相熟，为何不告诉我？”
我说：“你没有问起，我怎么告诉你，我又不是Name Dropper。”
大笑而罢。
肯尼迪在白宫时，有一位不受欢迎的名女人，白宫宴客从来没有她的份；还有一位不受欢迎的女记者，她是写社交新闻的，不入白宫如何能写头条花边新闻。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两个人后来都非常活跃，而且开口闭口离不了约翰逊总统，离不了白宫，此华府倒胃口事之一也。
身经两个朝代而地位不但不变，而且更为稳固的当推彭岱（Bundy）二兄弟。大哥二哥分任助理国务卿及总统特别助理。大权在握，却毫无架子，平易近人。他们是跟着肯尼迪入白宫的哈佛学者，但因为有过人的智慧，而且脑筋清楚，对于约翰逊的确帮助不少。
美国人对于“民主”与“自由”这两个名词非常重视。美国宪法规定战时美国总统是当然的三军统帅。朝鲜战争美国派兵参战，是杜鲁门总统的手谕；后来不准麦帅渡过鸭绿江，并把麦帅撤职，也是杜鲁门的命令。但左右美国元首的各机构力量都很大，总统的各项任命以及提案都得参众两院通过才可执行，所以做总统的人也常常得敷衍两院的中坚分子，使他们和他合作，并支持他的各项提案。
美国国务卿鲁斯克、国防部长麦纳玛拉、总统特别助理麦克、乔治、彭岱、中央情报局长（最近由雷班继任）是经常在白宫会议的座上客。
总统的提案有时为了要两院快点通过，或是不受阻挠，就得总统对某一部分议员进行“疏通”。我们用“疏通”两字并非过甚其词，总统喜欢找某些议员单独谈话，希望有对化敌为友。比方说参议员邱池就是一个好例子。这位年轻的议员是个“和平论者”。总统一面加强越南军事，他却天天在后面打退堂鼓，主张美军退出越南，而且不断地公开攻击约翰逊在越南的政策，使约翰逊非常懊恼。据说有一天总统请参议员吃饭，邱池也来了，于是总统问他：“你近来发表很多对越南政策的议论，请问你曾和谁谈过话？”
邱池说：“我和华德·李普曼（美国有名的专栏作家，但对越南是主和不主战）谈过。”
约翰逊说：“你们以后造大铁桥也去问李普曼好了。”
说完之后，不等那参议员回话就走开了，那位邱池先生大窘。
后来约翰逊去旧金山开会，在联合国20周年纪念大会上演说，也把邱池带了去。那位先生与总统同机一次之后，后来的确比较沉默了。
记得多米尼加政变后，约翰逊总统晚间召开紧急会议，派海军陆战队去多国。那实是一件大事，当天晚上共和党人正在华府的沙利顿大酒店为参院共和党领袖狄克逊做生日，来宾一千多人，每人捐助美金500元（各日餐券）来参加这盛典。狄克逊刚来不久，白宫就有紧急电话找他，于是我们只好一边吃，一边等他回来，10点钟寿星回来了，同时向在场的共和党员宣布总统的决策。当时他说：“我们虽是反对党，但假如总统的政策是对的，我们愿以反对党的地位支持他。今天晚上，总统作了一项贤明的决断。”
于是全场一致鼓掌。
约翰逊时期，华府的人事变动很大。白宫一连串地发表了不少新任命。因为还有不少空缺尚待决定人选，于是想做宫的人大忙特忙，到处找关系，到处拜托，到处找人推荐，看来非常有趣。但约翰逊的抉择有时是非常出人意料之外的。下面是一个例子：前美国的民航局局长何乐彼（horuby）不但是一位喷射机的驾驶员，而且很有才干与抱负，肯尼迪当了总统后他也走马上任，美国的民航局规模甚大，权力也重，所有民航机构都受它辖管，是份重要差事。局长有专机而且常常自驾专机到各地出巡，约翰逊被选为三十六届总统后，阁员们循例是一致应景儿地向新总统递辞呈，然后再由总统决定留用或另派新人。
何乐彼递辞呈时不是例行公事，他真的要挂冠不干。可是总统请他暂留，等找到了接任的人再走。这么一等就是半年。有一天何乐彼到南部总统的老家德克萨斯州出巡，忽有长途电话来说总统找他说话。
“我们花了3个钟头才找到你！”这是总统的第一句话。
“对不住，总统有何吩咐？”何乐彼只好道歉。
“我已找到了新的民航局长。你看麦琪（Mc Gee）将军如何？”总统在长途电话中问何乐彼。
那位请辞的局长说：“总统你是问我对麦琪的意见，还是告诉我你已决定任命麦琪呢？”
总统说：“三个钟头以前我已决定用麦琪，我现在打电话先通知你，然后再发表。”
以上的事未有见报，而是当局者的亲身经验，由此可见约翰逊有时在用人时取舍之间是很出人意料之外的。
我曾坐在何乐彼的专机上和他的部属一同自纽约飞回华盛顿。那天晚上，何乐彼自己驾驶，他说：“我有一天将不做办公室的事，回去驾驶飞机。”
他如愿以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