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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个春天》
我于1979年出版了《住事知多少》，十多年来已由《中国时报》印行了22版。1963年英文版的《一千个春天》在美国出版后，成为纽约畅销书，后来有多种中译本，还有韩文和日文译本，台视在四五年前还把故事编为连续剧。80年代我用英文写《陈香梅的教育》（Education of Anna），由纽约时报出版公司出版，并由美国华府的《华府晚报》连载。1983年中国时报出版公司出版了我的近作《陈香梅的散文与诗》。中国大陆的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中篇小说集，又重印了我的长篇小说。
六七年来，国事家事，无一是处，每有开卷问苍天之感，该写的不能写、该说的不能说，能写能说的又不尽如人意，砚墨未浓，书不成章，每每掷笔。
近读《曾文正公家书》，这位清朝重臣做人处事正直严肃，从他致诸弟的家书及家训日记中有很多值得学习的精神。他说做人不可有骄气，也不可有暮气；又说文章学问之事以日知为要，而文章之助力是以多读书、多积理，才能达到敬和的境界。无骄、无暮、有和、有敬，这是今日文人比较忽略之处。
记得秋瑾烈士曾有一首遗诗：
如今乱世已无秋瑾，但是我们在关心世局之余，安能无“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期待。
现在再谈谈我写《一千个春天》时的情怀。
外子去世后的第二年我开始写《一千个春天》这本书，原著是在美国用英文写的。1962年秋天在纽约出版，这本书是我为纪念外子而写的。当时只是把自己心中的感念记之于文而已。书出之后，竟然成为畅销书（1962年《纽约时报》书评中的十大畅销书之一），这在我自己固然没有料到，就连我的出版商也没敢奢望，因为我曾遭一家大出版商退稿，他认为这种纯情的作品在美国没有市场，不过他介绍我给一家中级出版公司。那家的主编，看了原稿后马上打电话给我，那时我正在东南亚，他半夜里打长途电话把我找到了。我记得他的长途越洋电话半夜里吵醒了我，他好紧张地说：“你的稿子我一夜读完，好极了，好极了。我要出这本书，现在特别打电话和你商量版权，你让我为你出版……”他一口气说了许多话，使我连答话的余地都没有。等他说完了后，我说：“你再说一遍你的名字好吗？”我真的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他说：“我叫艾诺逊，纽约出版公司。你的书稿现在我这儿，我看完了，希望替你出版，你怎么说？”
我想人家倒好热心，反正我也不懂这一行，就让他去做吧。于是我说：“好吧。你是否可以和我的律师谈淡，他在华盛顿。”
艾诺逊说：“没问题，没问题，那你是答应了。”
我说：“就算由你来出版吧。”
他说：“我很喜欢你这个书名，设计封面的人我也有数了……哦，对了，你什么时候回美？”
我告诉他日子，于是就这样出了一本书，没有谈价钱，没有谈条件，这是美国作家、经纪人、书商、出版家都会摇头大不以为然的事。
在华盛顿乔治城大学做事时，替他们编了两本简单的中英文字典，是为外国学生习中文用的，字典由该大学出版，自己也没有版权，只觉得字典上印着自己的名字，十分满足。后来《一千个春天》竟在美国出到第十版。
古人说：“文穷而后工。”这个穷字该包含了许多注释。不一定光是物质上的穷困，不一定光是生活上的潦倒，不一定光是事业的不顺意或情意上的伤杯。我想这个穷字，是包括生命中的多种经验与感受，要时间，要求进取，要大彻大悟才会有好文章。在这种种条件之下，文而求其工那就不是易事了。
《一千个春天》出版以后，我在美国渐渐有了名气，许多美国人请我去演讲。艾诺逊也因为出版了我这本书，而名声大震。他后来又给我出了好几本书，我们相处得很好，现在仍然是朋友。渐渐地，我觉得光写东西还不够，于是我重新进入航空界，到飞虎航空公司去做事。许多人认为飞虎航空公司是我的，其实不然。事实上，飞虎航空公司是陈纳德将军的飞行员在美国组织的。当时，美国航空界也很保守，女人在里面除了做航空小姐之外，其他的工作根本无份。经过试用，我进入了飞虎航空公司。因为我在航空公司与亚洲方面的业务交往中的成功表现，我被提升为航空公司的副总裁。这也是美国航空界第一位女的副总裁。我在飞虎航空公司一直工作了十几年，后来才慢慢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所以说，我在美国是自己单枪匹马打出来的天下。
旧欢如梦，外子去世已34个年头了。现将我1978年写的一篇怀念外子的文章附录于后，以示哀悼：1958年7月27日外子陈纳德将军国肺癌病逝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如今已有整整双十年头。
陈纳德将军生于1893年9月6日，逝世时论阳历只有64岁，在今日医学昌明时代不算长寿。而在他个人来说，有许多志愿未了就告别人世，也很可惜。而我呢，和他相聚只不过10个寒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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