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但总是缠绕在我的记忆中。当时谣言四起，众口纷纭，竞选活动告一段落，但民主与共和两党的政治权力斗争正方兴未艾，像我这样无助的人物就被夹在中间。我常想，如果我是个男子汉，如果我不是华裔，情形是否会不一样，我得不到任何答案。
一天，我接到《圣路易快邮报》记者的电话，要来访问我，最初我以为他要谈就职典礼的程序等事情，因此我要他去找潘兴大厦就职委员会主管公共关系的人员洽谈。但是这位记者坚持要见我本人，他到投资大楼我的办公室，给我看一篇他才完稿的新闻报道。
这位记者告诉我，他自民主党处获悉，韩福瑞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在大选前10日，越南政府拒绝参加巴黎和谈，他并进一步指出，越南政府受到共和党候选人的鼓励与影响，才不参加巴黎和会。
民主党人并且告诉他，我的任务即是影响越南阮文绍，他并且说，尼克松大选前一个月，要我去越南一趟。这些指控不但无稽而且荒诞，我不禁怀疑，除了两大政党之间的权力斗争，是否共和党内部也有人恶意中伤我，为了怕我要就高位？
因为我有理由相信，其时我的名字曾被考虑做白宫某个职位，但我自己并没有去争取记者问我有没有话要说，我答称没有，因为他的报道与事实相去甚远。我又问他，这些不负责任的话他是从哪里听来的——民主党抑或共和党？他笑笑，说：“啊！两边都有。”
12月初，总统当选人尼克松任命资深外交家罗勃·墨斐负责新旧政府交接事宜，总部就设在白宫对面的新行政大楼。
尼克松、米契尔、狄克逊都担心我在压力下会向新闻界透露实情，发表对新政府不利的言论，他们想使我缄口不语，承担他们的错误的责任。那时，我仍旧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葫芦里卖些啥药，我一概不知。
墨斐接任后，他代表尼克松来见我，问我是否有兴趣加入新政府。我说：“罢了，何必再惹是非。我谢了。”
墨斐于是表示，以我对亚洲的认识与了解，希望以后在这方面多多效力。我告诉他，我会的，因为我爱我的国家。
基辛格访华
尼克松在宣布访问中国大陆前一周曾召见我。和我在他白宫的办公室谈了差不多一小时，但他对于大陆之行一字未提。
我在他的椭圆形的办公室也很随便地发表了一些意见。
本来在白宫通知我总统要召见前一天，我心想尼克松或许要和我谈越南问题，但出乎我意料之外，他问了一些有关台湾及大陆的问题，说是有些新的构想。我问他有何新的构想？
尼克松说：“我和基辛格谈过，也想听听你的意见。”
我没说话。
平时他召见总有其他助理与顾问在旁，这次很特别，只有他和我两人单独会谈。会谈快结束时他说：“我让基辛格也来谈谈。”
尼克松按了一下桌下的铃，基辛格推门进来。客套一番，基辛格说：“陈纳德夫人，你是亚洲专家。”
哦，不喊安娜，称夫人了。我笑笑：“这年头大家都是专家，反而没有专家了，不知道基辛格博士以为然否？”
他说：“你喊我亨利，我们已见过好几次面了。”
我还在等他说话，但他一直没有进入主题，东扯西扯，谈到了蒋介石，又谈到了毛泽东、周恩来，问我见过毛泽东和周恩来没有。我说国共和谈时，我替中央社做采访，当然见过。
那时基辛格只任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并未兼任国务卿，办公室就在白宫里，原来是在最低一层，后来才搬上二楼。
尼克松又批评国务院的一些措施，认为有许多要改革，基辛格也点头赞同。他们两人都在搞鬼主意，召见我只是个姿态。
有人扣门。
“我非常感激你的支持。”这是尼克松第一次私下对我表示谢意，但太迟了，一切都太迟了。尼克松忽然说：“我请基辛格过两天再来看你。”
我们握手。
尼克松又按铃。白宫的摄影师进来。
一周后尼克松宣布访问大陆，基辛格爽约，他没有来看我，到北京去了。
现在让我简单地谈谈基辛格，他是一个谋士，也是洛克菲勒手下的智囊，当年肯尼迪上任时曾一度用过他，但他并未受青睐。他在尼克松春风得意之时一步登天做了谋士。他在纽约，经过洛克菲勒推荐，近水楼台，于是外交大权就落在他的手里。我一直到新政府迁入白宫后才见到基辛格。新旧政府交接期间，他约定一个时间来看我，说是尼克松如此交代云云。后来因有事不得分身，所以我们直到1969年初才初次会面。第一次他亲自到我的寓所来看我，这倒不是因为我们不喜欢在办公室谈公事，而是他要在周末才有空，有关越南的问题现在落在他的肩膀上，尼克松要他和我谈一谈。那时他正奉命到西贡去见阮文绍。
此外我的日历上又记着与基辛格会面的其他日期：1969年4月8日，星期二——下午5时与基辛格在白宫办公室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