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到白宫开会，讨论1972年8月在迈阿密海滩召开总统选举大会事宜。那天我也在场，参加该会议的有尼克松的全部左右手。当大家讨论了大题目之后，散会之前，尼克松的助理亚历门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我站起来说：“约翰，我有一个小问题，因为我和好几位白宫要员都住在水门，上周我读到水门发生的案件，心中有点莫明其妙。你是否可以替我们解释一下？”
约翰·亚历门说：“安娜，这事你不需要担心，在我们到迈阿密开会之前，这件案子想就会被解决。”走出白宫，大家一齐去吃中饭，有一位来自南方的代表对我说：“你问了大家都不敢问的问题，可惜你并没有得到答案。”另一位要员说：“我希望约翰的答案不是骗我们的。”
当然，事后大家知道，水门事件在我们到迈阿密开大会前并没有得到解决，只是那颗炸弹并没有爆炸。尼克松也算幸运，因为他的民主党对手是麦高文参议员。麦高文的路线太左而且他在选择副手时出尔反尔，给选民一个很坏的印象。
尼克松获得了49州的选票，只有麻州和华盛顿区投了麦高文的票，可见选民对于尼克松仍是信任的。向全国人民认错，我相信选民会原谅他。可惜他选择了掩饰这一招，这真是大错特错。害了自己，也害了多少支持他、为他鞠躬尽瘁的人。
许多人说，“共和党错了得不到原谅，为什么民主党所做的各种勾当却得到原谅？”这话很难口答，只好说民主党对于政策的运用比较经验丰富吧。
1974年8月初尼克松为了水门事件告别白宫，于是副总统福特接任。
水门事件的案外案是那些录音带，而管理那录音带的人是亚历·巴特菲。亚历是一位年轻的空军上校，曾在台中及关岛服役。为人沉默寡言，性情非常爽直。尼克松上任后他为罗拔·哈德门所罗致，视为忠心耿耿的助手，并指派他兼管录音带的处理。
尼克松也是一位有条不紊的人，对于白宫内的管理也很严，录音带之由来也是因为想对于各项谈话有个记录。大家知道基辛格在接电话时也有秘书在做笔记，有人说这是小题大做，难道他和女朋友在电话里聊天也算是制作历史不成。
这话只好让基辛格自己去回答。
回头再讲我那位空军朋友亚历。他入了白宫之年轻的新贵，因为若要找哈德门，常常要通过亚历，于是巴结亚历上校的人就多于过江之鲫了。
亚历并不是一位爱弄权术之人，他做事有板有限，有条不紊，是个非常规矩的人，因此甚得老板的信任。因为他是空军，又是一位飞行员，所以他和他的太太和我也颇有往来，我对他无所求，因此他们夫妇常来我家小叙。水门事件发生后他被调职，新职是民航局长。我因为是民航局的顾问，于是大家见面的机会更多了。他调任民航局长，外界以为他高升了，其实不然，他是被放逐了——因为录音带之谜是他无意中说出来的。真是所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亚历老实，被几名审问的律师寻到了白宫的秘密。
据说当初审问团并不知道白宫有这么完备的录音制度，只以为总统与人谈话时偶尔录音而已。当亚历被盘问那一天，他心想自己光明磊落，又没有做什么错事，一切据实以答好了。所以在应付之时连律师都没有带，只是单枪匹马去受审讯。他被审讯了三四小时，问的都是些白宫内行政方面的细节，等到他以为问答完毕，可以走了的时候，其中一个人忽然问他：“你是怎样处理录音带的？”
这只是一个试探，他们根本不能确定，只是听传闻似有些录音带而已。亚历被他们这一问，以为他们已知道白宫这项安排，于是从头至尾把他处理白宫录音带这件工作报告了一番。当时他一点也没有想到后来录音带竟成为尼克松的致命伤。
亚历被盘问完毕当然就回去报告，这才知道自己闯了个大祸！录音带可说是尼克松的私人记录，因为在以前的尽位总统也有些录音带，但并未归政府所有，他们都有自由处理之权。但审判团说这是公家的东西，政府有没收及用来做为尼克松“欺众”的证据的权力。这一来事件可大了。
人们为了录音带所属权之事争论了许久，后来当然尼克松失败了——要把全部录音带交出来。
当时有些人曾问：“尼克松为何不把全部录音带烧掉？”
是的，他为何不把它烧掉？
这个疑问只有尼克松自己才可以回答了。
亚历失职之后我曾推荐他到一家银行去工作，因为我是那家银行的董事，他非常感激，但后来他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移居到加州去了。
为了录音带之事，尼克松的私人秘书露丝玛莉也吃了不少苦头，那就是所谓“18分钟的空白”。审查团硬追问为何在一卷重要的录音带中有了18分钟的空白，这一定是有人存心消灭证据云云。
露丝玛莉为尼克松服务有近20年的历史，她对她的上司真是忠心耿耿，但有不少人后来居上，使她受了不少冤枉与苦头。
我相信有一天是是非非会真相大白，我这个拦外人也不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