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这一切问题的决心，到了华盛顿。陈纳德将军的产业并不大，加以被分割成这许多份，所剩也就无几了。我和他的前妻始终未曾晤面，倒是他的8个子女后来我渐渐熟了，我们现在仍然偶尔见见面。
或许，因为我太年轻了，也太天真了，因此根本就不知天高地厚，竟然向华盛顿进军。
当时，高华德54岁，但看上去只不过40多岁，他通常戴着一副黑边的大眼镜，说起话来声音响亮。他给我的印象是豪爽、热诚、有毅力。他反对签核子禁试条约，他反对卖麦子给苏联，他反共……有些人说，他反对的事很多，我们要听听他的计划、他的政策，这当然也有道理。
华府酒店的办公室对我帮助不小，办公室里两位秘书小姐，追随陈纳德将军已有多年，杜琳·雷诺兹太太早在我认识陈纳德将军之前，就在替他工作了，她对陈纳德将军一直忠心耿耿，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杜琳后来加入美国国务院工作；费安·希尔太太也是在50年代初期就进民航公司工作，她们二人对我非常帮忙，尤其是在我最艰苦的那段时期，她们给了我不少安慰与鼓励。不过，在婚后的9年半中，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东方，虽然我们也偶尔因为业务前往美国，我在华盛顿的朋友并不多。此外，在华盛顿，忙着处理业务，我从来没有机会去多结交一些朋友。
白宫报道说，当时肯尼迪总统的两个孩子卡露琳和小约翰都在睡午觉，对于父亲的亡故毫不知情。事情发生的两天前，小约翰的照片还在报纸上出现，他正蹲在总统的大书桌下玩耍，总统却在办公桌上埋头处理要务。想不到两天之后，这个天真的小孩和姐姐便做了无父的孤儿。
1959年，我开始在乔治城大学主持一项机器翻译的研究，主要目的是把各种语言的教科书用科学方式译成英文。
陈纳德将军去世后，他一些挚友个个衷心愿意帮助他年轻的遗孀，但是你能只依赖别人的友情吗？我一个陌生人，在异国，我需要找个栖身之地，也需要一份工作，维持生计。
许多新闻记者常在记者招待会上问有关的机密问题，这对约翰逊总统无形中是一种刺激，我听某参议员告诉我说，有一天约翰逊总统在招待参议员的晚宴中问艾度奥（Idoho）州的参议员法兰克却其（Frank Church）说：“你近来发表反对我们的言论，请问你是根据谁的看法？”却其答曰：“我曾和德华利蒲曼谈过好几次。”（按：利蒲曼是华盛顿的权威专栏记者，是犹太人，“两个中国”等谬论他也有份。）约翰逊总统说：“贵州（指艾度奥州）将来若要建筑大桥，你也去问利蒲曼好了！”却其大窘。这种离散民心士气的论调，当然不免使有决断的约翰逊感到不安。
我之选择在华盛顿定居，倒非一定出于个人的喜好，而是因实际上的需要，因为陈纳德将军的遗嘱得在华盛顿听候查验，我必须留下来处理他的产业，当时看起来那也许算不上什么，不过它却让我有一段缓冲的时间，给自己找份工作，找个栖身之地，再给两个小女儿选所学校，让她们上小学。
古人说：“百无一用是书生。”我初到华盛顿打天下，真有这一份感觉。从中国到美国不止8000里路，有1万里路，旅途终点更觉彷徨，真是“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最近美国国会又旧案重提，要再彻查肯尼迪被刺案，但到哪儿去找人证物证，真非易事。
肯尼迪夫人与她的丈夫在医院中吻别时，她自无名指上脱下了一枚戒指，放在已安息了的爱人手中。
1965年3月间，一年一度的新闻界同乐会在华盛顿举行晚会，虽然没有成文法，可是每年在任的总统是固定的上宾。
我想：总统也是人，他也有他的喜怒哀乐，尤其时值多事之秋，总统若发点脾气，也是无可厚非的。
一个东方女子想在这既复杂而又充满人种歧视的美国求发展并非易事。不过有时命运对每一个人的安排有说不出的奥妙。我在华府当初只想有一份工作，能够维持生活，并继续记得肯尼迪总统遇刺的前天晚上我在家里请客，在华盛顿的餐会上，只要有议员在座，大家三句不离本行就会谈到1964年的大选，当时我曾对总统南部之行表示关心。我曾说：“南方这时期因为黑白平等运动境况不太安定。肯尼迪去南方似乎时间不太合宜。”有人笑我杞人忧天，想不到不到12小时，总统竟被杀身死。
肯尼迪夫人未嫁之前做过小报记者，父母离婚后母亲再嫁，继父是做地产生意的，颇有积蓄，因此杰奎琳和当时的肯尼迪参议员缔结连理可说是门当户对的。杰奎琳的母亲是出了名的势利眼，女儿做了第一夫人之后更是目空一切，但她忽略了华府的当仅派女主人，而大家对她们都不敢等闭视之，连总统也另眼相看。
约翰逊是一位老练的政治家，做了多年的议院南面王。
那时我住在教堂大道4201号屋顶的公寓，我的居所，成为许多共和党高阶层人士经常聚会的地方。高华德竞选期间，许多支持他的人常在我那儿喝咖啡、喝酒讨论战略与计划。高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