式棒球、网球，及羽毛球，都是他所擅长的。他游戏运动以获捷为目的，少说闲话多聚精会神，结果常是胜利在握。有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是在上海发生的，就为了这种好胜的习惯，他放弃扑克牌戏，再不沾手。
是一个特殊的晚餐后，4位太太们玩起桥牌，而在坐的5位先生在外子的书房打扑克。那晚的聚会结束时，外子如往常一般赢得胜利。
“这场牌戏你玩得很痛快吧？”我问道。
他摇着头答道：“不。”
“你不高兴？为什么不？你一向高兴玩，并且你几乎总是赢的。”
“原因就在于此。我要停止不玩啦。我不要从朋友手至赢什么钱，同时我也不要跟我的敌人玩。”
他再也没有玩过扑克牌，可是逢到好手，他仍继续他的桥牌游戏。他是一名天生的竞争者，极为赏识真正的竞争，不论是牌戏、棒球，或打击敌人。
桥牌桌上，他经常采取守势，而很少作攻势。一如在真实的战场上，在补给与物资严重的缺乏下，与敌众我寡悬殊的局面里，他制造辉煌的成果。终其一生，他从未有充分的“资本”——不论是飞机、战士、汽油、弹药或金钱。尽一己之所能，达成至上的收获，已经变做他的第二天性。
玩桥牌时，他细心地玩，善为利用他手中的牌。
“玩的时候不要放过你手里的牌，”他不止一遍地忠告我，“拿稳你自己，认识并重视你的敌手。假如你手中的牌不好，不宜叫牌，不要打算自己赢，得想法击败你的敌手。”
对于愚蠢的牌手，外子没有什么耐心，可总是尽量保持客气。然而，也不常是这样。一天晚上，一位有势力的太太，她是位地位非常高的将领太太，带有几分羞涩地坚持外子与她搭伴。我知道她的牌艺不高明，我感到意气沮丧。整晚坐在另一张桌上，知道外子与他的伙伴三局牌已经吃了两局败仗，我简直无法全神贯注于我自己的牌上，不断地揣摩，他能忍受多久，而不发作。
不知何故，他一言不发——反常的沉默——整晚如是。辞别时，这位太太说道：“将军我知道今天晚上我的牌打得不大好，可是下次我会打好些。”
“你有把握吗？”外子答复她。
除了台北的潮湿天气，对于外子缝绵不断的支气管炎，招致不良影响外，我发现我们的生活情调，非常吻合我的兴趣。
在这里，恰似沪上，我和他在民航公司共同密切合作。假使他在星期假日一定要去办公，我陪他同祝假使在晚上，他需要单独研讨解决一项问题，我就代替他款待来访的友好。他想外出打猎时，我清晨4时起床，料理早餐。假使他想谈谈，我在一旁静听，逢到他没有闲话的兴致，我们会相对而坐，静静地翻阅手中的书，或是默默地领略夜花园的清新与美丽。
60岁以上的人会记得台湾三四十年前的情况吧？
我印象最清楚的是早年台北的安静与简朴。那时台北人口少，治安很好，真是可以做到夜不闭户而无忧，若在今日小偷不来给你搬个精光才怪。再说交通，那时台北仍是三轮车的全盛时代，也有黄包车，不过已在逐渐淘汰中，汽车很少，自行车也不太多，摩托车好像还是新鲜玩意儿，既无交通拥挤之苦，行人过马路时随时昂然大步过去可也，毫无马路如虎口的威胁。
外国人到台北来多住“中国之友社”，那旅馆兼俱乐部就在新公园附近（那时还没有新公园），圆山饭店初成形时规模很小，也有一个圆山俱乐部和游泳池。金龙厅、麟麟厅都是后来才加添的，外子的女秘书还负责协助内外的陈设及美观等等。圆山一带真幽静，在圆山左右还有一条“情人路”，早晚上圆山都可以看见情侣双双，在幽静的圆山公园中散步谈心。
现在你若敢那样做，准会被计程车撞个死去活来，不该说死去活来，很简单，一定干脆会做车下鬼！
在外面请客，吃西餐就是“中国之友社”，还有“美而廉”，中餐大家上“状元楼”。“状元楼”的生意真好，常常客满。此外三条通、四条通及其他住宅区有私人住宅改做的餐室，但要早先预定，每日只做一桩生意，由名厨亲自下厨，这种口福当然要靠识途老马才可享受，外来人是无法问津的。当年《自由谈》的老板，也是《新生报》的社长赵君豪先生还健在，他组织了一个午饭团，我也是团员之一，其他有《新生报）采访主任张明，名记者徐钟佩，徐柏园先生和他的夫人陆寒波，陈长桐夫人费宝琪，名伶顾正秋，《新生报》的赵景，《大华晚报》耿修业，名作家陈纪滢、雷震，后来加入的还有孟瑶教授，剧人金素琴，以及报人曹圣芬、余梦燕、王民、律鸿起（已故）、潘焕昆，艺术先进、我们的老师黄君璧教授，魏景蒙、林海音、钟梅音，已故画家孙多慈，名作家姚朋也曾一度参加我们每周举行的午餐叙会。大家吃饭前后，很轻松地谈论世界大局，国事前途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情趣及好书和好文章，既热闹又多风趣，真可以说是“淡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午饭团的全盛时代是由赵君豪先生主持，我门大家喊他豪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