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走向我，与我谈话，试着劝我进食，我仅是摇头。我知道他不想死去，我知道他不愿意离开我，可是我和他都无能为力。一段漫长、漫长旅程的终结，只是发觉我自己，站在死亡的尽头，面对多少即将来临的明天。
朋友们带走两个孩子，这样我可以休息，但是没有休息。
朋友们催着我吃东西，但是我吃不下。他们安排各种事情，轻声地安慰我。在许多友爱与忠实的朋友群里，我感觉全然孤零零的。我的丈夫已离开人间。
我想，藉伊丽莎白·白郎宁的诗句，说出我心中的写照：“如果上帝愿意，我将于死后多爱你些。”
在将军故去数月后，一个阴晦的日子，我负有一件难熬的使命，遄赴阿林顿公墓——选择一块石碑。从他离我而去，我一直佯装他在远道旅行，终有归返的一日。但是挑选一块纪念碑，就是全然了解并接受死亡的终极意义。只有在来日，更幸福的那边，我会得以再晤我心爱的人。
我写过一首诗，该算是我对外子灵的祭礼：
雪，轻轻地、寂寂地下个不停，从清晨到静夜，从静夜到清晨，静静地；轻轻地；树梢上，屋檐上，大街小巷都已白了一片，白了一片。
雪埋葬了绿叶、花朵、与温馨。
有一个人，和我度过许多个冬天；
有一个人，和我度过许多个雪天。
上面这首诗在作品杂志和其他刊物刊载过。好坏勿论，但今日的情怀写不出那种格调的诗了。并非失去了诗人的情怀，但拿起笔来，心事太多了，从何说起。这就是“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的境界了。
1990年6月上旬，我回到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梦洛市——外子陈纳德将军的故乡。为了陈纳德纪念邮票的首日封，市长和大学校长请我和邮局负责人开会，筹备庆祝典礼。
我和外子曾在南方的小城度过几个忧喜参半、哀乐与共的冬天。现在我每次回来，总会到那栋曾经住过的平房徘徊再三，有一两次甚至想走进院子里去按按门铃，看是谁住入了我们的故居，但我没有这勇气，站在门外，起码还可以把过去的美丽时光留住我们不幸生于乱世，最大的遗憾是相聚苦短。如今外子已去世32年了，在那些似梦似真的岁月里，我们分享过光辉喜乐，也分享过失望与凄伤。
密西西比河流经小城的高处。密西西比河是美国最长的河流，经过好几个州，美国南方的名作家田纳西威廉斯常以沿河的市镇做背景，写些动人而又深刻的小城故事。
当年我们在靠近堤岸不远的地方有一栋小屋，和数十亩种的是外国核桃的果园。美国的农田种麦子、玉米、花生、棉花，果园种外国核桃、桃、橙、甘蔗。南方未解放黑奴以前，在农地耕作的都是黑人，南北战争后，林肯下令解放黑奴，但几乎经过了一百年，黑人才取得平等待遇，可见要做一件改革社会的大事谈何容易。
陈纳德的祖先来自法国，母亲是南方名将李将军的后裔，因此家族多半分散在南方。
现在国际婚姻很普遍，但在50年代一般观念还相当保守。美国的外交人员或国防部的官员就不准与外国人结婚。
特殊情况也得请求特许，否则只好辞职、调职。而在中国，女子和外国人结婚，假如有何意外或不幸，别人是不会同情的。
怀着半忧半喜的心情随着外子第一次访问他的南方故乡——一个只有8万人口的小城市。我该感谢外子的好友、前任路易斯安那州州长诺尔（Noe）夫妇和他们的子女。诺尔州长退下来后做油田生意，并经营电视台和广播公司，他们的子女与我年龄相仿，给我很多照顾和指点，帮助我了解南方习俗。
外子研究李将军，他们兄弟而人收藏不少有关李将军史事的书籍，也鼓励我多读一些美国历史，有时晚间茶余酒后，炉边灯下谈到美国的开国历史、南方在内战前的繁华、内战后的困苦，许多“田园潦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的惨况。当然有些名门的南方后裔也常常谈到当年他们养了上百个黑奴的往事。
我踏进了这个与中国文化迥异的社会，接触到的白人多是显贵或半显贵，其他就是教育水准不高或根本没有读完小学的黑人，中国人只有一位，就是我。
外子衣锦逐乡，大众捧他、赞美他，对我自然不敢轻慢，但我知道假如自己不是陈纳德的妻子，他们对我是不屑一顾的。即使如此，他们对这个异国女子还是充满了好奇，而且在我的背后一定品头论足。
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女人，往往被视为次等人，被称为弱者，或许在这种环境中成长，也养成了中画女子有毅力与勇气去克服、甚至战胜一些不寻常的际遇。外子虽爱我，却无法了解我心中的感受，我只好独自计划如何去争取邻居以及和我们交友的南方人的友谊。
我决定先做三件事：
第一，充实自己的英语能力。我有空时即朗诵英语诗文，邻居住着一位文学教发，她比我大20多岁，是个很有修养的学者，治学又认真。我朗读诗文发音不准确时她指正我，并要我多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