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全中国这一条道路。”
1月5日，沈钧儒、章伯钧、周新民等也从上海来到香港，主持召开了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恢复民盟领导机构，重新开展工作。需要说明的是，民盟中央常委李公朴、闻一多被害后，1947年10月7日，在西安的中央常委杜斌丞又惨遭国民党特务的暗杀，当月27日，国民党政府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当时被迫在报刊发表声明，宣布解散。在这次恢复民盟活动的会议上，沈钧儒等严厉谴责蒋介石的迫害行为，明确宣告反对国民党反动集团，反对美国反对派的对华政策和危害中国主权的行动，表示愿意同一切民主党派合作，同中国共产党携手前进。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这时转移到了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得知民革的成立和民盟的恢复后，立即致电叶剑英、李维汉和上海局：对一切可能争取的中间派，我们应该采取积极争取与合作的态度。
这样一来，蒋介石便陷入了内外交困、腹背受敌的境地。他苦恼万分，夜不能寐，任何安眠药都无济于事。从不沾酒、只喝白开水的他，现在每晚却要饮一杯半威士忌，才稍能安眠片刻。这年寒冬的一个深夜，他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段“反省录”，承认：
全国各战场皆陷于劣势被动之危境，榆林（陕西）、运城（山西）被围日久，无兵增援；石家庄陷落之后，北方之民心士气完全动摇；加之，陈毅股匪威胁徐州（江苏），拆毁黄口（江苏）至内黄（河南）铁路，而后进逼徐、皖（安徽）；陈赓股匪窜扰豫西、南阳，襄阳震动；江南各省几乎遍呈风声鹤唳之象；两广、湘、豫、浙闽伏匪蠢动，李济深、冯玉祥且与之遥遥相应，公然宣告叛国，此诚存亡危急之秋也。
为了挽救垂危政局，蒋介石决定召集“行宪国大”，按照首届“国大”制定的宪法，实行总统制，藉以强调其合法地位，巩固其集权统治。
1948年2月29日，“行宪国大”，即第二届国民代表大会于南京开场，其主要议程就是选举总统、副总统。4月19日，蒋介石如愿以偿地登上了总统的宝座。
“行宪国大”的高峰，是竞选副总统。围绕竞选，风波迭起。当时参加副总统竞选的有国民党内的李宗仁、孙科、于右任、程潜，民社党的徐傅霖和社会贤达莫德惠。徐、莫参加竞选，明眼人一看就知，这不过是民主的一种摆设。于、程雄心勃勃，志在一搏，企图侥幸取胜。而李、孙实力最雄厚，志在必得。
李宗仁对竞选副总统十分积极。他对政治秘书程思远说：“我并不想拥有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虚名，只是想借此摆脱北平行辕主任这个职务。照我看来，东北和华北军事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如不趁早走开，我不知道将来如何得了，不是准备做俘虏，还有什么好的下场？”他没有说明，在北平的几年中，他曾与燕京大学校长、现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交往。司徒雷登曾对他亲口所说：美国政府对他寄予厚望。程思远问：“如果竞选不成功，那怎么办？”
李宗仁说：“那只好解甲归田，不可能有别的打算。”
李宗仁执意参加竞选，桂系的几乎全部要员都动员起来，并在南京太平路安乐酒家（现江苏饭店）设立了竞选大本营，下设总务、财务、交际、情报等部。白祟禧、黄绍竑、黄旭初及程思远等都为此使出了浑身解数，连夫人们也出动而大使外交手腕。竞选中共用了1000多根金条，约合黄金1万两，由广西、安徽两个桂系控制的省份供给。白崇禧利用国防部长的身份，在军方施加影响，并利用他到中央任职多年形成的关系进行活动，还利用“中国回教协会会长”身份，拉拢宁夏马鸿逵和青海马步芳。
李宗仁暗中得到美国人的支持，信心倍增。为了拉选票，他和夫人郭德洁每日结伴拜客，或临开会时站立会堂门口和代表们握手寒暄，以示民主风度。在一次招待午宴上，他风趣地说：“我是军人，不懂政治。今天来学习民主，好比一个乡下小姑娘初次跑到城里来谈恋爱，这是平生破题第一遭。代表先生、女士们都是我的‘大姐姐’，是‘情场’的过来人，可千万不能见笑，还该多多指导帮助我这个‘小妹妹’逐渐熟悉起来才是。”在座的人都忍俊不禁。
4月23日，国大代表开始投票选举副总统。开票结果，五位候选人都未达到法定票数。24日，依法再选，按规定只有前三名参加竞选，即李宗仁、孙科、程潜。但是，二选、三选都没有结果，于是依法进行决选。这时，只剩下李、孙二人进行角逐，双方竞选班子无不全力以赴。
正在这关键时刻，社会上忽然出现李“有通共嫌疑”、“勘乱不力”、“台儿庄胜利纯属子虚乌有”等言论。CC系报纸更是对李宗仁诋毁中伤，说他“个人生活腐化、作风不检点”等等。
李宗仁心急如焚。他深知，如果此时保持沉默，就无异于承认所有的攻击言论属实，使自己陷于被动。同时他也知道，这些人之所以敢如此肆无忌惮，是因为蒋介石在背后撑腰。于是，李宗仁在大悲巷雍园1号他的公馆与白祟禧、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