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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开展的同时，南京局所属的南方各省党组织乘国民党统治区后方兵力空虚，通货膨胀加剧，群众斗争情绪增长的有利时机，积极恢复与发展农村武装斗争。各地荫蔽待命的武装骨干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了“护乡队”，“人民自卫队”等人民武装，领导群众抗丁、抗粮、抗税斗争，恢复和建立了一批山区游击队。
1946年8月，中共琼崖纵队副司令庄田经广东区党委同意从海南岛经香港到南京向周恩来、董必武汇报琼崖的情况。9月初，庄田、罗文洪化装成商贩模样抵达南京。
在梅园新村，分管地下组织的董必武和钱瑛接待了他们，了解情况后让他们换了服装，安排他们在梅园住下。
不久，周恩来接见了他们。当周恩来紧紧握住庄田的手，亲切地唤着他10多年前的名字“庄振风同志”时，40来岁，个头不高，皮肤黝黑，十分精干的庄田激动得热泪盈眶。
为便于周恩来了解广东海南的情况，庄田绘制了一张海南革命斗争形势图，并准备了详细的汇报材料。琼崖纵队是我们党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就组织起来的一支红色抗日革命武装，一直顽强战斗在海南岛。重庆谈判时，中共主动让出了南方的8块红色根据地，并提出将我党领导的南方武装部队集中后全部北撤苏北、山东和华北。但国民党却背信弃义，不但不承认我党在海南的组织和抗日武装部队，而且还增派了国民党46军，加紧围攻琼崖革命根据地。由于交通不便，通讯不畅，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环境，部队很难顺利集中。中共琼崖特委认为如果按照计划一旦集中，就会有被国民党军一举歼灭的危险，同时，势必对海南今后的革命发展造成重大损失。
在琼崖革命斗争处于转折的关键时刻，琼崖特委和琼崖纵队立即召开会议进行研究，一方面作好北撤的准备，暂时将党中央关于北撤的指示精神传达到县级及支队领导成员；一方面积极向党中央反映，提出继续坚持海南的武装斗争的建议。经特委研究，决定派纵队副司令员庄田赴香港向方方汇报情况，并派政治部宣传部长罗文洪为助手随行。
于是，庄田和罗文洪化装成商人，从文昌县一渔村偷渡出岛，转道广西乘船至广州，再搭火车抵香港。在香港，广东区党委书记方方接见他们，向他们介绍了当前的形势，并说：“党中央已制定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对我军兵力和作战方向作了新部署，南方部队调往北方一方面可以巩固北方解放区，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在内战全面爆发后，我党在南方的孤立于敌后的部队，被敌人吃掉。这一决策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党中央原先通知你们与国民党谈判北撤之事，但形势已发生变化。”
方方同志考虑到海南地理复杂，情况比较特殊，但北撤的决定是党中央作出的，下一步应如何办，必须请示党中央。因而，他又说：“我们已向中央建议，让你们马上去南京向周恩来副主席汇报，请党中央作决定。”
数天后，庄田和罗文洪从海路出发，顺利地转道上海抵达南京。
周恩来与董必武、廖承志一道听取了庄田的汇报。
庄田简要汇报了抗战8年来海南艰难的历程，然后重点汇报了抗战胜利后的海南革命形势。当听到海南军民根据党中央“关于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英勇还击敌人的进攻时，周恩来高兴地赞扬说：“你们做的对，只有在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国民党，才能争取和平。”
“琼崖特委对中央关于北撤的决定有什么考虑？”周恩来关切地问。
庄田说：“不久前，广东区党委派林树兰来海南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北撤的指示，我们认为党中央从全局出发，调整我军的战备部署是非常正确和必要的。但是，海南正处于自卫反击最激烈的阶段，在国民党不停止进攻的情况下，如果我军单方面停止抵抗，其后果不堪设想。而且，海南地区的革命斗争，一直是在远离中央孤悬于敌后的环境中进行的。尽管环境条件十分艰苦，但是海南的党组织灵活地执行了党中央的指示，坚持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紧密依靠300万海南人民，历经千辛万苦，战胜了许多艰难险阻，坚持了红旗不倒。”
“现在琼崖武装力量，经过抗日战争的考验，已经发展到1万多人，解放了海南2/3的土地，形势还是好的。在此情况下，如果将部队撤出，对今后海南斗争势必造成严重影响。”他喝了一口水，又说：“琼崖特委经过反复讨论，在做好北撤准备的前提下，有信心坚持海南的斗争，直到最后胜利。”周恩来听取汇报后，当即交待他们向党中央起草了一份书面报告。经周恩来审阅后报延安党中央。
9月11日，中央回电，表示同意庄田的报告。周恩来十分高兴地告诉他们：“党中央、毛主席已批准你们的建议。”周恩来又叮嘱说：为适应长期的斗争，琼崖特委在远离中央，孤悬敌后的情况下，必须精简分区游击。从打击敌人中求补充，建立依托山区之根据地。
在他们即将返港时，周恩来再次指示：国民党当局已撕毁一切协定，向我解放区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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